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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对中国经济的两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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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Hong/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中国青岛的工程建设热潮。多位经济学家称,中国的经济可能会下跌,但是对于它能如何应对,他们观点不一。 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而北京如何作为——或者不作为——将可能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向。 首先,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有所缓和。但它的经济正遭受着我们经济学家所说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论是工厂、零售店还是基础设施方面,对资本货物都存在过度投资。 相关文章 中国7月PMI指数延续下滑 中国经济能否挺住?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答案部分取决于你所属的经济学派。 凯恩斯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认为,总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总和——能促进稳定,而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在经济困难时期进行干预。但经过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则强调,政府政策通常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现在很多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也是该学派的支持者。 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下跌。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了投机泡沫的危险,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看上去肯定存在泡沫。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会说,北京有提高总需求的手段。例如,它可以调整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让国有银行维持贷款水平,或者动用其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政府似乎也有很多随时可以动工的建设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帮助经济平稳软着陆,之后再实现反弹。 奥地利经济学派则有一些更令人担忧的考虑。中国的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长期为40%-50%。然而如何用好这么大笔的投资,十分困难,尤其是在一个经济上存在偏袒现象的环境里。而且如此高的投资率本来就是人为造成的。 北京经常被指责操纵人民币汇率,以补贴其制造业。政府还将国内储蓄输送到国家的银行系统,给政治上享受优待的企业发放补贴,政府还似乎痴迷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导致国家经济朝着特定的方向不平衡发展。 奥地利学派指出,中国这些过度补贴的投资,可能难得有很好的回报。最开始,这些投资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和财政收入,然而,随着经济周期不断向前发展,新的边际投资价值会变小,并且其分配易受腐败左右。早前眼花缭乱的经济繁荣逐渐消逝,突然,有些决定看上去不那么明智了。这一切可能带来经济的突然崩溃——不是因为总需求太低,而是因为经济在持续生产错误的商品和服务组合。 为了不让投资破产,中国政府几乎肯定会继续使用政治手段,比如通过国有银行向境况不佳的公司提供贷款支持。不过,无论这些公司能否存活,这些投资本身都是一种浪费,最终会破坏经济的运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凯恩斯理论所认为的要低。 而且,有效地刺激中国经济变得愈发困难了。最近,资金外流的速度正在加快,而且, 随着政府开放资本市场,中国企业更加国际化,学会如何利用制度,这个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这再次反映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核心主题,即市场的力量正在颠覆国家所偏好的投资模式,使之无法生效。 就西方经济体而言,在主流经济学家当中,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比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要流行得多。按照传统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市场在配置资源上是非常有效的。可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却很难解释为何有这么多的投资者被欺骗,进行这么多不当的投资。不过,中国的投资数额如此巨大,且带有明显的人为补贴性质,因此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可能在中国更加适用。 乐观的观点认为,中国能够处理过剩的产能和过度建设的问题,政府还可以支持增长过快的信贷投资,而不必支持太久。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经济很快就能取得增长,从而自然而然地支撑起现在的资本结构。经济的低迷只是暂时现象,经济的基本面不会破裂。 悲观的观点则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政府尝试以更进一步的补贴支持投资的举措会极大地限制消费,扭曲资源分配,使中国经济陷入停滞。根据这种观点,以政治手段分配投资的力度将逐步加大,凌驾于市场力量之上。“重新平衡经济”,使之朝着国内消费的方向发展的提议将成为遥远的回忆。中国将更加难于开放资本市场,实现经济的自由化。考虑到中国已经开始面临来自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的竞争,而且人口出现老龄化趋势,中国不可能再回到之前的经济增长轨道上去了。 事情将会如何,尚无定论。但在我看来,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出现严重而持续的失调,就和奥地利学派理论预测的相近。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考虑:在世界历史上,一些国家的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极端高速增长,却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经济挫折,这样的先例有多少?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保持乐观,但同时也对中国的下一个经济周期充满忧虑。 无论如何,中国曾经多次震惊世界——它很可能会再次震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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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黑破坏神3玩家获赠星际争霸30天游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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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邮件: 提醒-《暗黑破坏神3》玩家回馈方案:《星际争霸2:自由之翼》繁体中文版免费30天已加入您的帐号。 智凡迪或者说暴雪这种无自信,贱促销的做法又直接说明官方都证明暗黑3真的无可救药了,竟然用星际争霸来挽回失去兴趣而流失的玩家。可是他们不知道星际争霸2比暗黑破坏神3更失败吗? 用暗黑3赠送星际2,就是用失败的游戏挽救失败的游戏,会让玩家失望又失望,对暴雪还能有什么话可说? 30天的星际2免费时间无法挽回一切,无法挽回江郎才尽的事实。暴雪通过星际2输掉了口碑,又通过暗黑3输掉了信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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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m格式视频Firefox无法播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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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ox播放不了webm视频. 需要在服务器的.htaccess中添加: AddType video/webm webm (直接单独另起一行添加这行文字即可) safari支持Mp4格式, Chrome支持Mp4和Webm. Firefox支持Webm ie只有9以上的版本才会支持Mp4, 在win7都还被认为是陌生和耍酷的中国,别指望有多少人的浏览器是ie9,即便是ie9经过本人测试对html5视频的支持也是不尽人意。 所以要想在众浏览器都能看到你的视频,并让坑爹的低版本IE也支持的话,你至少需要准备3种视频格式,Mp4,WebM,以及Flv. 前两种就是Html5格式,只需一个标签即可嵌入你的网页。而后面的flv依旧需要flash的安装,和奇丑臃肿代码的包裹。 Html5视频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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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体制性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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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2005委员会会刊“海风窗”独家授权发表。阚凯力是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2005委员会成立于2005年,是中国归国留学生的高端组织。 问:我们知道您有在国内外最好大学的教育经历,首先想请您来谈一下您个人的教育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您个人的影响。 阚凯力:确实可以说,我一直都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不只是后来念了清华,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从小学开始,我念的是北京实验二小,中学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由于文革开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 我们那时候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确实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觉得这一点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学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学是为什么?为了考一个比较好的中学,上中学又是为什么?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或者是铁饭碗的工作。这种学习目标,本身就极端地害人,是把学习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课业负担也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乐趣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教育的核心就坏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导,学习本身就不会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每天学到了新东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时候,上课学的东西不解渴,自然而然还会到图书馆去,或者到网上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我们那时候,经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比如上生物课,在自己家里养几只蚕,或者观察院子里的蚂蚁;上物理课,学凸透镜的原理,就拿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把纸点着了;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要通过读书、辩论和独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结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经历。 后来我上了清华,当时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还没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因为成绩比较好,又加试了英语,结果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读了通信技术。 30多年过去了,斯坦福教给我的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电信技术的基础。后来我做电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术上谁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来,我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斯坦福大学给我留下了什么?课堂里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却融化到了血液里面。我在斯坦福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 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有资料显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创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都没毕业就出去创业了,把技术变成了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我当时由于是公派留学生,所以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国要干什么。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所以教育部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没有限制我们出去学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国才几百万部电话,有的地方一个单位都不见得有一部电话,更不要说个人家里有电话了。而在国外电话的那种普及程度,让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电信。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后来,我在电信领域转向了管理,又转向了电信政策和电信体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务于这种社会需求。说的大一点,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在学校里教书,所以比较了解现在的学生怎么想。现在的学生主要考虑的不是社会需求,而是哪个行业挣钱多或者是有铁饭碗。这是从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导致他们学东西特别死,知识面特别窄,根本没办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问:今天中国学生的共性问题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统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什么系统性问题? 我在2000年从电信研究院调到北京邮电大学,成为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上任之后,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在学校到底谁为谁服务?是老师为学生服务,还是学生为老师服务?以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普遍情况来看,不仅是学生为老师服务,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学生也还是在为老师打工! 教授搞到了项目,挣到钱就进自己腰包了,然后把任务分配出去,让学生给自己做项目。有的教授自己开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还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没拿到项目,也没办公司,那怎么办?让学生去公司兼职,把学生给“出租”了。公司一个月给教授四五千,而学生只拿到四五百,变成包身工了。 很明显,这些老师就是在赚学生的钱,难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称为“老板”。这些现象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学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个社会的腐败、学术的腐败和大学的腐败,简直是一塌糊涂、岂有此理! 不是说学生不能在学习之余工作赚钱,而是说学生赚了钱归教授,这在西方绝对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国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规定,每个教授带研究生,要给学校交钱。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学生帮教授赚钱了,所以教授从学生身上赚到的钱,要分一部分交给学校——这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带一个研究生一年要交几千块。 这种教育部的规定,不就是和珅规定的“养廉银”吗?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给朝廷一部分。这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当贪官污吏,连这个给朝廷的养廉银都交不起,实在是浑蛋逻辑。 1949年以前,我们的老清华、老北大,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师就是盼着学生成才,遇到特别贫困的学生,教授会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贴补学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现在却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或者说,学生在教授这里打工几年,给教授赚够了钱,才给你毕业,这就是一种官方合法的卖学历。 当然,还有很多非法的卖学历。全中国有多少“在职博士”?很多是国企老总、高管。私企老板要不要学历无所谓,但是体制内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学历。有几个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们又有几个人来上过课? 他们的博士怎么来的?无非是拿钱买的,而且是拿国家的钱买的。他们以国企或政府部门的名义,给教授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做不做得出来无所谓,这是辛苦费嘛!钱归教授,找点儿发票凑一凑就报销出来了。这样,教授就让其他的学生替这些人上课、考试、写论文,或者干脆“外包”出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产业链,就是论文代写。价格也不贵,几千块钱一份,还有信誉保证,不通过不收钱。美国一年才出三万多博士,中国现在一年就出五六万博士,世界第一。这不是活见鬼嘛?十个有九个是假的! 合法的腐败和灰色的腐败,做的全都是卖文凭的生意,这就是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硕士、博士教育就是这个样子。 问:那么您个人在学校里这么多年,有没有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阚凯力:难呀!大学是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也。” 我2000年到北邮经管院作院长,当时也是满腔雄心壮志。在我们院的成立大会上,我讲话的题目就是“为建立中国的斯坦福大学而奋斗”。我说,清华号称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北大号称是中国的哈佛,我们北邮要为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而奋斗。结果没过两个月,我就不敢再提这事儿了。 我当时做院长,开始还在院里讨论“到底是学生为老师服务,还是老师为学生服务”,后来也讨论不下去了。这就像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讨论官员是不是要公布个人财产。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结果。现行体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很难触动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体制结构了。 南方科大的校长朱清时说过,中国大学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体制不行,校长都是上面指派下来的。转业来个什么政工干部,没地方安置了,就在学校里面添个副校长,然后他就等着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国的《高教法》,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评论就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校长是负得了这个责,还是负不了这个责? 我同意朱清时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邓小平搞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说穿了就是一句话:“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会教书,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员、中央的官员来指挥。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沿着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条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现在我们的大学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学,那么政府就有出钱的义务。为什么?因为办大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无权干预学校内部从行政到学术的各种事务,连北洋军阀时代都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喊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赚钱的吗?教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标。西方的名牌大学,即使很多私立学校,也绝对没有给股东分红的事。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是聘请的社会名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最好地服务社会。 现在中国大学变成了一个赚钱的系统,学校领导都是官,分什么副部级的、局级的。这样下来,中国的大学就是两个字的目标:一个是权、一个是钱。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里培养不出大师?”靠这样的大学培养什么大师,简直是扯淡。我们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养猪卖钱,完全失去了大学的精神。 问: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学生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在现行体制下,你会给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什么建议呢? 阚凯力:这个建议还真不太好说,恐怕还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张,在国内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先在中国工作几年,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国去读研究生。这样可以带着中国的问题到国外去学习,学完回来能够有用武之地。当时,对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这时候,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基础知识已经接触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费青春。 更大的问题是,在我国,现在已经很难培养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毕业生,她的孩子三四岁了,送去全托的幼儿园。这还是一家比较好的幼儿园,花了他们不少钱,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这个孩子都是哭着闹着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儿园的门口抱着妈妈的腿,哭闹着不肯进去。这时,幼儿园阿姨出来了。孩子一看老师出来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把眼泪擦干,对阿姨说:“老师,我来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 我还有一个早年的“海归”朋友,在国内办了十几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终于还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中国。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答复是:为了孩子。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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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计理想高考分数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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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网 作者: 刘瑜 来, 给你出一道题。 假设你来自于火星, 突然被扔到中国, 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 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 不幸的是, 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 就是去上中学, 然后高考。 当然了, 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 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 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 分数线又低嘛。 问题是, 你被扔到这3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 各三分之一。 这个时候, 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 你会怎么设计? 无知之幕这个假设的情形, 不是我的发明, 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 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 叫 《正义论》。 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 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 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 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 他有一个术语, 叫 “无知之幕”, 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 一个站在 “无知之幕”后面的人, 既可能是比尔·盖茨, 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 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 万一 “无知之幕”一拉开, 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 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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