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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优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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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也不停地在寻找答案。从鸦片战争开始,中西的碰撞,西方就是要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但是,中国人对此,却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全盘西化,西方的拉扯,产生了直接的效力。但是,20世纪,作为牵引者的西方,自己发生了分裂。在现代化的问题上,似乎出现了好些岔路。德国道路,日本道路,以及后来苏俄道路,都是足以诱惑中国人的终南捷径。作为选项,日本的军国民主义,苏俄的社会主义,甚至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曾经被国人考虑过。其中前两项还进行过大规模的试验,苏俄的社会主义,到1956年中共才松口要做局部的修订,直到改革开放全面推行,才算勉强放弃。   改革开放30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认为中国是要去美国。中国人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却一直在比照着纽约建设现代化,害的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无论哪个中国城市,看上去都像纽约。像纽约的中国,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却让世界放心。89年的事,让世界吓了一跳,好在时间不长,中国似乎加快了迈向纽约的步伐。在江时代,又传出革命党要转型建设党,资本家可以入党了,西方就更放心了。可惜,好景不长,到了胡时代,中国头绪纷纭,毛的阴影重现。GDP疯狂增长,军事力量抬头,伴随红旗猎猎,红歌阵阵,西方开始迷惑了:这个神秘的中国,到底要去哪儿? 中国要向哪儿去呢?其实现任的总书记不知道,宣称要“五不搞”的委员长也不知道,有人说,他们要去朝鲜,但他们其实只是想维持现状。但是现状却一团糟,弱势群体不满意,中产阶层不满意,连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满意。具体地说,老板不满意,职工不满意,国企干部不满意,员工不满意,官员不满意,知识分子不满意,城镇居民不满意,只有留在农村种地的老弱农民有点满意,出来打工的都不满意。 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说起来,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见得高楼在起,马路在修,铁路在延伸,而且还有了高铁,天上飞的飞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有钱人越来越多,自己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无论旅游还是留学也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农药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种损害人们健康的食品添加剂,变着花样被发明出来。原来便宜的出行方式在萎缩,出行需要花更多的钱,开车出行,公路收费有增无减,坐飞机则总是碰上航空管制。房地产成了经济发展的龙头,地方政府卖地获利匪浅,但强拆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拼死抗议。高昂的房价,使得炒房成为中国获利最多的事业,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为子女买房的父母最后一滴血。社保没有做完,医保还遥遥无期,医患矛盾,经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学十年扩张了不止十倍,城市里学校的硬件改善了很多,但学校教学的内容没有多少改革,依旧是政治导向的标准答案式的模式,很可怕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却把整个社会拖入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状态,学生和家长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矛盾日益尖锐。在人们眼里,一些老师和学校已经成了收保护费的匪帮。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于城乡二元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制度改革停滞,根本无法解决目前非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白领人口,规模相当庞大,加上非本地户籍的蓝领工人,以及外地摊贩和其他人员,正是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够正常运转。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一度过的不错的城市中产,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不管金融危机,不管企业倒闭,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大力度的税收加上税收过程中传统的跑冒滴漏,使得民众和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奇高。与此同时,政府的三公开支,党活动经费(各地党校都获得大笔资金,大兴土木),维稳经费都在直线上升。政府和国企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国进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过去退出的竞争领域。民营资本从石油业彻底驱逐,煤炭业也正在退出,电业和通讯以及传媒,原本就没让进去。总之,现在的中国,官家拥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城乡,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原本中国高能耗,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就有隐患,而在金融海啸到来,政府盲目投入大笔资金,拉高GDP,使得通货膨胀高企,极大地抬升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未来的危机,很可能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重叠到来。 造成这一切,根本问题是胡时代这十年,改革是停滞的。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必须跟上,否则机件就会卡壳。但现在解决的办法是靠拼命地浇油,人为拉高增速来应付。结果十年下来,中国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垄断国企的改革问题,市场的完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户籍问题,官民结构的问题,司法改革的问题,党政关系的问题,行政机构的改革问题,进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实行民主化的问题。江时代,这样的问题已经凸显,胡时代就应该面对的。但十年过去,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顶多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有些地方,还大幅度倒退。意识形态的重建,从三个代表,退为空洞无物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者完全丧失了话题设置能力,长时间失语,无论什么话题,只能用“不许说”三字经来应付,一丝道理都不讲。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论上从法比党大,退为三个至上(法律、党、人民利益并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过程,律师的生存空间大幅度萎缩。连嚷嚷多年的党内民主都遥遥无期,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于教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让教育变成行政化的垄断的国家产业,使教育和学术彻底败坏,沦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虽然在胡时代,毛左的势力迅速膨胀,气焰嚣张,但当政者并没有这个本事,让车轮倒转,拉中国回到毛时代去。但是前进却也非他们的本愿,于是,整个的调子和步骤,就是维持。所有的措施,都是临时性的,招法,都是技术性的修修补补。官话,套话,敷衍话流行,凡有举措,不是作秀就是应付。因此,他们不肯进一步推行市场化改革,生怕作为党产的垄断国企吃了亏。他们不敢让教育回归本源,因此教育只能沿着党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进司法改革,理清党和法的关系,司法就从党的领导,变成党的书记的领导,进而变成书记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废了。司法不起作用,正常的市场秩序就无从建立,而市场的行政干预,也就是党的干预就无所不在。司法不起作用,民间的正常调解就无从实现,上访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党政领导。造成一个世界上唯一有信访体系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最大任务,居然是层层截访。司法作废再加上媒体的管制,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众有冤无处诉的国家。偌大的国家,到处都是诉冤的人,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媒体,一个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状信,网络的论坛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会戾气越来越重,爆炸,凶杀,虐杀,砍杀幼童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稍有名气的公共知识分子,每日都被告状诉冤的人包围。当然,每个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时刻准备着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身心俱疲。不仅维稳经费企高不下,据说已经超过了军费,维稳的人,也已经疲惫不堪,维稳的成本,事实上已经接近无法承受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左派还是右派,都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变的话,可能要出大事。但怎么变,向什么方向变,却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张回到毛时代,新左热衷国家资本主义,自由派主张依旧去美国。伴随儒学的复兴,有人附和当局以儒教济中共意识形态之穷的尝试,一边鼓吹儒教,一边贩私挣钱。但也有人主张真的重建儒教,以教治国。一时间,儒教宪政主义,道家宪政主义,都粉墨登场。基督教也在压制下悄然扩张,有人认为,今后的中国,很可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自然,基督救世的主张,也在弥散。更多的人们,是感到失望甚至绝望。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从企业家到学者再到演员甚至官员,选择了用脚投票。移民潮一浪高过一浪,精英出逃,已经成为这个看起来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民间思想的活跃,精英的出逃,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实动荡的刺激。这样的现实,当局当然不会不清楚。但是,目前执掌最高权力的几个人,并不想有所作为,似乎也无力作为。中共的统治,自毛以后一直沿着权威递减的路径行进,江泽民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已然不复存在。严重缺乏权威的领导人,驾驭各方势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权力碎片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中共体系无论条还是块,都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在各方竞争和博弈面前,最高领导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摊和维持。这样的一种“软弱涣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党内的竞争和内斗。原本,极权状态下的团结,就是权威高压的产物,一旦权威不存在了,头些年还心有余悸,到了后来,涣散的速度会很快。为了博出位,不按规矩出牌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党内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跃。既有主张党内民主的,又有主张宪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当然,主张回到毛时代的议论也甚嚣尘上。各派之争,既是争权位,也是在找出路。虽然说,中共早已进入了非意识形态的时代,多数人对所主张的主义,未必有信仰,但把主义作为工具,人们还是有某种的执着。 显然,对于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种既能维持中共传统,又能稳住局面,同时又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是最合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很时髦的重庆模式,按道理应该很对当局的脾胃。虽然重庆模式的主导者未必是毛时代的信仰者,煞费苦心弄出这样一个所谓模式,无非是为了在日后权位竞争中占个好位置。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打黑话语下的警察统治,严格的媒体管控加行政内部高压,红色意识形态的皮毛加上一点民粹主义,整齐划一的城市管理加上民生建设,经济上则市场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威权统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经济上这种模式可以维持下去,民众可以适应这种圈养的生活,就可以实现在不做体制大幅度调整条件下的中共的江山永固。不用说,这样的一幅图景,对体系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莫大的诱惑力的。 但是,这样的模式,走到极致,就是纳粹主义,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获得短时间的成功,因为他们拥有一批狂热的信徒,而且可以借此俘获多数德国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当日的意识形态魅力,以及操纵民众的能力,庞大的组织网络虽然还在,但组织中人已经没有了信仰。宣称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对自己这一套也没有了起码的虔诚。改革三十年,中共已经亲手缔造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任何一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义,哪怕是邪恶的理想主义,都没有生存的余地。也就是说,这样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压力,他们自己就玩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改革30多年,原来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子,见识了国际化的市场,饱尝了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好处,聚敛了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原来的特权,在市场面前,已经沦为土财主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是权贵集团和他们的家族。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不可能不开放,尤其是不能不对美国开放。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像今天这样,对美国有如此强烈的依赖。表面上对美国的敌视,无非是安抚国内爱党愤青的一种表演,一种基于美国人权攻击的一种不得已的反应。他们当然不乐意中国实行美国的制度,但却死也不会放弃跟美国走的好处。在保持开放的前提下,统治者就不能不顾及世界的反应,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反应。 当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经进入第四波,连一向保守的伊斯兰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独裁专制的空间,越来越小,世界当然更不可能允许中国滑向极权主义。反过来,今日的中国,已经不能离开世界而独存。回到昔日的孤立封闭的环境,权贵家族首先就不会肯,当然,民众也不肯,城市的中产更不肯。事实上,如果重庆模式算是一种未来的选择的话,一个政权没有与世界为敌的决心,是无法按下选择的按钮的。 重庆模式此路不通,但变化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继续维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历朝历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府的崩溃,都不是敌手力量超过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骚乱,人心的普遍不稳,动摇了统治机器的信心。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中国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连所谓异议分子都不成气候。但是,并不意味着统治就不会崩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的崩溃,是一种玉石俱焚的乱局。虽然说当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对者,都不乐意见到这样的乱局,但时事的发展,却并不一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胡时代已经行将结束,未来的接班人,不管他们乐意与否,都得面对一个乱摊子,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如果说,百年前满清统治者改革的压力,还主要来自外部,而现在统治者的压力,则主要来自内部。不仅来自民众的不满需要应付,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压力,同样是难解之局。在权威尚在的时代,权力的分配与交接,老权威一句话就可以一锤定音。但是,现在权威的失落,已历两代,谁上谁下,靠内部协商,越来越困难。改革30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格局已经大体形成,党内有派,不再是一个秘密。越往后走,权力分配就越难协调。如果最高端的权贵大体能达成一致,权力核心圈也势必要扩大,不再是十几个人之间的协商。这样的话,未来的中共统治,将是寡头权贵式的,用中共的话语讲,就是扩大了的集体领导。这样的可能性,至少从表面上看,出现的概率非常高。 不过,如果仅仅把最高决策权力扩展到几十个权贵家族,想要借此稳定政局,还是有很大的难度。首先,中国自实行科举制一来,权贵世袭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不得人心。也可以说,世袭政治,不是中国近一千多年的传统。在中国搞世袭政治,首先面临文化上的反弹。文化上的反制力量,会极大地压缩统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础。其次,这样的权贵集团统治,前提是这个集团内部的团结。虽然说,从理论上讲,他们的团结是权贵寡头共同利益所在,但是,权贵就是权贵,遑论他们的父辈就在政治斗争中斗得你死我活,就是现在,何尝不是互相厮杀,尔虞我诈。在历史上,从来统治集团的团结,都对他们整体有利,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团结过,现在也很难例外。团结难以维持,平衡就会打破。凡是在竞争中自感失败的人,很难说不会打破规矩和默契,从集团外围争取奥援,从而反败为胜。所以,决策圈继续扩大,由权贵寡头转为权贵民主,也不是没有可能。而现在一直在喊的党内民主,则给这种权贵民主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平台。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能从常委的集体领导,变成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再变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到了这个地步,党内的选举是不可避免了。权位如果不能通过权威来认证,那就只能通过协商认证,协商不成,就只能通过程序认证了。而选举这种程序,走遍天下,人们都会认可的。 只是,这样的有限制的党内选举,仅仅是一种扩大了的权贵政治,似乎也并不必然会顺理成章地转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从中共党内落到地上,关键要看社会力量所施加的压力,还要看这样的党内民主,社会治理的效力。具体地说,要看几项重大而且关系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见起色。第一,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运作。第二,医疗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教育改革能否启动而且初见成效。第四,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进,让司法起死回生,起到应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经验,在官僚体制锈蚀而且腐败的情况下,单靠单一的行政杠杆,是根本无法进行哪怕很轻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变质,变成官员敛财的工具,唯一的办法是实现开放式的改革,把社会力量引进来。这样的话,势必要开放报禁,推行地方自治,打开大门,让中产阶级进来,参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员的腐败,改善执政党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及社会力量的成长评价不高。但是,最近几年,情况似乎有了变化。网络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他社交网络工具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社会力量成长的窠臼。社会暗潮涌动,各种势力抬头。不仅学院知识分子,律师,艺术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职业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跃,原来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娱乐界人士也纷纷加入对时政的批评。各种身兼房奴、车奴和孩奴的白领,比起从前,有了更多的议政积极性。从前娱乐至死的网络,忽然之间就变了模样。依托微博,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反抗,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战执政者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冲上去质问当权者,敢于冲破各种禁忌。各地对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不仅没有让人们退缩,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竞选。手机上网的普及,人人手里都有了摄像机,公民记者,由于微博的存在,开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热议的话题,很快就会成为平面媒体关注的对象。原来的舆论管制,开始失效。温州动车事件,一向听话的媒体公然抗命,总理主持的记者招待会,现场记者居然会大声抗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它们的官员,感觉到了莫名的压力。由于网络或者微博化生存,已经是几亿人的一种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难用关网或者封掉的方式处理之。一直嚷嚷加强管制,却也没找到合适的方式。通过微博这个后门,中国的社会力量似乎已经出现了,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让人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以至于今后中共的改革,自己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基于以上判断,我对今后中国的变化,保持审慎的乐观。不可否认,这样的变化,具有很大的风险。多年的革命教育,培养了太多的社会戾气,太多非理性的思维和情绪,暴民之多,比起其他国家,也算是一种特色。中共党内,顽固的保守势力还有相当力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依然支配着相当多的老干部。党内捞一把就撤到国外的人们,并不希望中国变好,反而力图尽力把水搅浑。当然,更大的变革阻力,恐怕跟历史有关。毕竟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一旦开放报禁,他们会担心舆论的开放,最终会揪历史旧账,而彻底瓦解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现在统治集团的崩解。这样的担忧,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如果如果因为这种担心就死拖着不改,像张木生说的那样,等于是拿着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恐怕结果更糟,下场更惨。反之,如果及时补救,用现在果断的改革为中共挣分,未来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国民党那样暂时下野,也有可能重新执政。有了选票的支撑,执政就名正言顺了。 像国民党那样转型,无疑是中共最乐观的前景。通向这前景的变数非常多,风险也极大。这个风险,不仅是中共的,更是这个国家的。其间,寡头政治,扩大的寡头政治,党内民主,都是一种可能的选项。只是这样的选项,都是事实上的不稳态,必须得继续变下去。只要中共没有被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绑架,变化的概率在我看还是比不变的概率大。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变化开始,向什么方向走,很多时候并不以当局的意志为转移,到底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 有人总结了清末的历史教训,说统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选择,是宁可等死,不能找死。其实,清末改革过程,一直都有革命,革命党人的造反是一个恒量。但革命有了机会,不是因为改革,而是因为改革走上了歧途,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大肆收揽权力,排斥汉人,结果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地方士绅,才给了革命成功的机会。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倒退。当年的革命党,最担心的是政府改革,而非不改革,不改革的清政府,被推翻的机会,要比革命大得多。历史告诉我们,作为统治者,等死的下场是最惨的。很多王朝的所谓中兴,其实就是改革换来的,不改的话,早就提前灭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传统威权的统治者,最明智的要数国民党,只有它,实现了从威权向现代政党的转型。使一个百年老党,走向了新生。吸取历史的教训,前提是历史必须是接近真实的,如果总是拿自己当政治课给人灌输的历史来当真事,只能自己蒙自己。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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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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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小就接受了中国特有的潜规则预热,星期六补课,夏令,下午课提前,晚自习放学却不改变, 这些都似乎微不足道,还处处为我们好,但这全都破坏了规则,让我们行成;规定和实际是不同的.为进入中国这个特别的社会早早有了经验准备.也是必修课之一吧.不能接受潜规则?你上过学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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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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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事件,算告一段落了。最终以全国一流专家们经过各种论证,各种折磨,抓耳挠腮了一个月,告诉我[无解!]结束,[莫须有吧]。 所以暂且可以把思绪从[生死]再转回[生活],可是静下心来,bb叨叨的事情又都回来了。不免感觉又有点乏味,痛苦。但再痛苦再乏味,只要是活着都挺好的。(所以下次再安慰要死之人,千万别说什么生活苦恼啊,未来压力啊,之类之类。殊不知这些才是快死之人向往的生活,明白?)有未来,还能有什么不可能? 某人的基督教暂时也没必要去尝试了.再死再试,不迟 总之, 如沸羊羊所说:痛苦是成长的历程 残酷是现实的见证! 顺便让我再次满怀深情地望着着天空大声的说出一句:FUCK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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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名词论争,走向公民实践(优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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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前后,韩寒在博客上相继贴出了《 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文, 所表达大体上是“对暴力革命绝望、对低质民 主失望、对文化自由希望”的一层意思,文风 上也与以往他的文章不同,有了相当的变化 :少了嬉戏调侃,多了严肃庄重,也是他少 见的直接发表对于宏大政治命题的见解。这 注定是要被历史记住的三篇文章(特别是第 一篇),不是因为他提出了怎么惊世骇俗的 观点或者指出了切实可行的道路,而是抛砖 引玉(也可能是抛玉引砖了),让这些个个 都是敏感无比以至于成为禁区的名词,终于 让大家有了一个敞开讨论的机会,各路人马 的表达欲前所未有地井喷。这便是韩寒无可 争议的影响力,他贴出了三篇文章,和这个 世界谈了一谈,便点燃了蛰伏好一段时间的 启蒙或理性辩论,也无意间接过辛亥革命百 年后的话题,延续了中国人近代百年以来有 关中国的出路与未来的思索。 娜拉回来与“德先生”的落寞 首先要说的是,关于民主、革命、自由 的著作与论述,汗牛充栋,再牛逼的人物, 你也不能说都读过。所以,对于韩寒不读书 的指责,十分可笑。更何况,每个人对于这 些名词与内涵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因此这 些没有明确定义的名词,如何解读都是可以 理解的。更何况,这些名字之前早已被添加 了各种修饰语,也便有了更多令人眼花缭乱 的新意,诸如“光荣革命”、“天鹅绒革命”等等 ,意义就更为外延、深入了。 尽管看法不一态度迥异,但透过这样的 一场讨论,可以看出,在如今这个利益格局 多元化、社会分层多样化的社会形态下,各 种纷呈的观点其实是各种思潮的集中反映,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 主义等纷纷在此碰撞。这是一件好事,大家 都讨论,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不同视角与 出发点之别。 关于“革命”“民主”“自由”的讨论,在中国 这一百多年里起起伏伏,早已面目全非了。 新文化运动时就被抬得高高的“德先生”与“赛 先生”,“赛先生”现在早已落地生根遍地开花 之时,“德先生”却依然犹如天边一朵云,这估 计是百年前人们绝对难以预料到的吧。事实 上,就笔者个人来说,从这个讨论的一开始 ,我就感到无比的无奈与难过,在科学领域 早已走向太空、开始研究超光速中微子的时 候,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我们却还在不停 地重复着辩论着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民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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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萝莉噱头,杂乱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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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YouTube看到排名靠前的收费电影《汉娜》(Hanna) 下了一个2.2G的看一下, 结果: 看的时候就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有点文艺片的味道 开头缓慢的运镜, ,动作镜头幼稚生疏。 最后一段eric和打手们打斗镜头为什么要用远景啊,为什么要用慢镜头啊?(有感情要抒发吗?) 前面还算犀利的打斗节奏在这远镜,慢镜,无剪辑里毁了。 最后决战时刻Hanna居然看到了开篇的驯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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