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otic lines | 中国向何处去?(优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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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优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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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也不停地在寻找答案。从鸦片战争开始,中西的碰撞,西方就是要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但是,中国人对此,却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全盘西化,西方的拉扯,产生了直接的效力。但是,20世纪,作为牵引者的西方,自己发生了分裂。在现代化的问题上,似乎出现了好些岔路。德国道路,日本道路,以及后来苏俄道路,都是足以诱惑中国人的终南捷径。作为选项,日本的军国民主义,苏俄的社会主义,甚至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曾经被国人考虑过。其中前两项还进行过大规模的试验,苏俄的社会主义,到1956年中共才松口要做局部的修订,直到改革开放全面推行,才算勉强放弃。

  改革开放30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认为中国是要去美国。中国人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却一直在比照着纽约建设现代化,害的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无论哪个中国城市,看上去都像纽约。像纽约的中国,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却让世界放心。89年的事,让世界吓了一跳,好在时间不长,中国似乎加快了迈向纽约的步伐。在江时代,又传出革命党要转型建设党,资本家可以入党了,西方就更放心了。可惜,好景不长,到了胡时代,中国头绪纷纭,毛的阴影重现。GDP疯狂增长,军事力量抬头,伴随红旗猎猎,红歌阵阵,西方开始迷惑了:这个神秘的中国,到底要去哪儿?
中国要向哪儿去呢?其实现任的总书记不知道,宣称要“五不搞”的委员长也不知道,有人说,他们要去朝鲜,但他们其实只是想维持现状。但是现状却一团糟,弱势群体不满意,中产阶层不满意,连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满意。具体地说,老板不满意,职工不满意,国企干部不满意,员工不满意,官员不满意,知识分子不满意,城镇居民不满意,只有留在农村种地的老弱农民有点满意,出来打工的都不满意。
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说起来,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见得高楼在起,马路在修,铁路在延伸,而且还有了高铁,天上飞的飞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有钱人越来越多,自己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无论旅游还是留学也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农药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种损害人们健康的食品添加剂,变着花样被发明出来。原来便宜的出行方式在萎缩,出行需要花更多的钱,开车出行,公路收费有增无减,坐飞机则总是碰上航空管制。房地产成了经济发展的龙头,地方政府卖地获利匪浅,但强拆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拼死抗议。高昂的房价,使得炒房成为中国获利最多的事业,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为子女买房的父母最后一滴血。社保没有做完,医保还遥遥无期,医患矛盾,经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学十年扩张了不止十倍,城市里学校的硬件改善了很多,但学校教学的内容没有多少改革,依旧是政治导向的标准答案式的模式,很可怕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却把整个社会拖入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状态,学生和家长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矛盾日益尖锐。在人们眼里,一些老师和学校已经成了收保护费的匪帮。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于城乡二元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制度改革停滞,根本无法解决目前非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白领人口,规模相当庞大,加上非本地户籍的蓝领工人,以及外地摊贩和其他人员,正是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够正常运转。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一度过的不错的城市中产,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不管金融危机,不管企业倒闭,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大力度的税收加上税收过程中传统的跑冒滴漏,使得民众和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奇高。与此同时,政府的三公开支,党活动经费(各地党校都获得大笔资金,大兴土木),维稳经费都在直线上升。政府和国企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国进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过去退出的竞争领域。民营资本从石油业彻底驱逐,煤炭业也正在退出,电业和通讯以及传媒,原本就没让进去。总之,现在的中国,官家拥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城乡,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原本中国高能耗,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就有隐患,而在金融海啸到来,政府盲目投入大笔资金,拉高GDP,使得通货膨胀高企,极大地抬升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未来的危机,很可能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重叠到来。
造成这一切,根本问题是胡时代这十年,改革是停滞的。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必须跟上,否则机件就会卡壳。但现在解决的办法是靠拼命地浇油,人为拉高增速来应付。结果十年下来,中国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垄断国企的改革问题,市场的完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户籍问题,官民结构的问题,司法改革的问题,党政关系的问题,行政机构的改革问题,进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实行民主化的问题。江时代,这样的问题已经凸显,胡时代就应该面对的。但十年过去,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顶多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有些地方,还大幅度倒退。意识形态的重建,从三个代表,退为空洞无物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者完全丧失了话题设置能力,长时间失语,无论什么话题,只能用“不许说”三字经来应付,一丝道理都不讲。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论上从法比党大,退为三个至上(法律、党、人民利益并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过程,律师的生存空间大幅度萎缩。连嚷嚷多年的党内民主都遥遥无期,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于教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让教育变成行政化的垄断的国家产业,使教育和学术彻底败坏,沦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虽然在胡时代,毛左的势力迅速膨胀,气焰嚣张,但当政者并没有这个本事,让车轮倒转,拉中国回到毛时代去。但是前进却也非他们的本愿,于是,整个的调子和步骤,就是维持。所有的措施,都是临时性的,招法,都是技术性的修修补补。官话,套话,敷衍话流行,凡有举措,不是作秀就是应付。因此,他们不肯进一步推行市场化改革,生怕作为党产的垄断国企吃了亏。他们不敢让教育回归本源,因此教育只能沿着党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进司法改革,理清党和法的关系,司法就从党的领导,变成党的书记的领导,进而变成书记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废了。司法不起作用,正常的市场秩序就无从建立,而市场的行政干预,也就是党的干预就无所不在。司法不起作用,民间的正常调解就无从实现,上访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党政领导。造成一个世界上唯一有信访体系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最大任务,居然是层层截访。司法作废再加上媒体的管制,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众有冤无处诉的国家。偌大的国家,到处都是诉冤的人,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媒体,一个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状信,网络的论坛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会戾气越来越重,爆炸,凶杀,虐杀,砍杀幼童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稍有名气的公共知识分子,每日都被告状诉冤的人包围。当然,每个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时刻准备着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身心俱疲。不仅维稳经费企高不下,据说已经超过了军费,维稳的人,也已经疲惫不堪,维稳的成本,事实上已经接近无法承受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左派还是右派,都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变的话,可能要出大事。但怎么变,向什么方向变,却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张回到毛时代,新左热衷国家资本主义,自由派主张依旧去美国。伴随儒学的复兴,有人附和当局以儒教济中共意识形态之穷的尝试,一边鼓吹儒教,一边贩私挣钱。但也有人主张真的重建儒教,以教治国。一时间,儒教宪政主义,道家宪政主义,都粉墨登场。基督教也在压制下悄然扩张,有人认为,今后的中国,很可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自然,基督救世的主张,也在弥散。更多的人们,是感到失望甚至绝望。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从企业家到学者再到演员甚至官员,选择了用脚投票。移民潮一浪高过一浪,精英出逃,已经成为这个看起来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民间思想的活跃,精英的出逃,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实动荡的刺激。这样的现实,当局当然不会不清楚。但是,目前执掌最高权力的几个人,并不想有所作为,似乎也无力作为。中共的统治,自毛以后一直沿着权威递减的路径行进,江泽民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已然不复存在。严重缺乏权威的领导人,驾驭各方势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权力碎片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中共体系无论条还是块,都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在各方竞争和博弈面前,最高领导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摊和维持。这样的一种“软弱涣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党内的竞争和内斗。原本,极权状态下的团结,就是权威高压的产物,一旦权威不存在了,头些年还心有余悸,到了后来,涣散的速度会很快。为了博出位,不按规矩出牌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党内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跃。既有主张党内民主的,又有主张宪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当然,主张回到毛时代的议论也甚嚣尘上。各派之争,既是争权位,也是在找出路。虽然说,中共早已进入了非意识形态的时代,多数人对所主张的主义,未必有信仰,但把主义作为工具,人们还是有某种的执着。

显然,对于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种既能维持中共传统,又能稳住局面,同时又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是最合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很时髦的重庆模式,按道理应该很对当局的脾胃。虽然重庆模式的主导者未必是毛时代的信仰者,煞费苦心弄出这样一个所谓模式,无非是为了在日后权位竞争中占个好位置。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打黑话语下的警察统治,严格的媒体管控加行政内部高压,红色意识形态的皮毛加上一点民粹主义,整齐划一的城市管理加上民生建设,经济上则市场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威权统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经济上这种模式可以维持下去,民众可以适应这种圈养的生活,就可以实现在不做体制大幅度调整条件下的中共的江山永固。不用说,这样的一幅图景,对体系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莫大的诱惑力的。
但是,这样的模式,走到极致,就是纳粹主义,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获得短时间的成功,因为他们拥有一批狂热的信徒,而且可以借此俘获多数德国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当日的意识形态魅力,以及操纵民众的能力,庞大的组织网络虽然还在,但组织中人已经没有了信仰。宣称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对自己这一套也没有了起码的虔诚。改革三十年,中共已经亲手缔造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任何一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义,哪怕是邪恶的理想主义,都没有生存的余地。也就是说,这样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压力,他们自己就玩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改革30多年,原来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子,见识了国际化的市场,饱尝了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好处,聚敛了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原来的特权,在市场面前,已经沦为土财主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是权贵集团和他们的家族。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不可能不开放,尤其是不能不对美国开放。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像今天这样,对美国有如此强烈的依赖。表面上对美国的敌视,无非是安抚国内爱党愤青的一种表演,一种基于美国人权攻击的一种不得已的反应。他们当然不乐意中国实行美国的制度,但却死也不会放弃跟美国走的好处。在保持开放的前提下,统治者就不能不顾及世界的反应,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反应。
当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经进入第四波,连一向保守的伊斯兰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独裁专制的空间,越来越小,世界当然更不可能允许中国滑向极权主义。反过来,今日的中国,已经不能离开世界而独存。回到昔日的孤立封闭的环境,权贵家族首先就不会肯,当然,民众也不肯,城市的中产更不肯。事实上,如果重庆模式算是一种未来的选择的话,一个政权没有与世界为敌的决心,是无法按下选择的按钮的。
重庆模式此路不通,但变化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继续维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历朝历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府的崩溃,都不是敌手力量超过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骚乱,人心的普遍不稳,动摇了统治机器的信心。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中国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连所谓异议分子都不成气候。但是,并不意味着统治就不会崩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的崩溃,是一种玉石俱焚的乱局。虽然说当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对者,都不乐意见到这样的乱局,但时事的发展,却并不一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胡时代已经行将结束,未来的接班人,不管他们乐意与否,都得面对一个乱摊子,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如果说,百年前满清统治者改革的压力,还主要来自外部,而现在统治者的压力,则主要来自内部。不仅来自民众的不满需要应付,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压力,同样是难解之局。在权威尚在的时代,权力的分配与交接,老权威一句话就可以一锤定音。但是,现在权威的失落,已历两代,谁上谁下,靠内部协商,越来越困难。改革30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格局已经大体形成,党内有派,不再是一个秘密。越往后走,权力分配就越难协调。如果最高端的权贵大体能达成一致,权力核心圈也势必要扩大,不再是十几个人之间的协商。这样的话,未来的中共统治,将是寡头权贵式的,用中共的话语讲,就是扩大了的集体领导。这样的可能性,至少从表面上看,出现的概率非常高。
不过,如果仅仅把最高决策权力扩展到几十个权贵家族,想要借此稳定政局,还是有很大的难度。首先,中国自实行科举制一来,权贵世袭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不得人心。也可以说,世袭政治,不是中国近一千多年的传统。在中国搞世袭政治,首先面临文化上的反弹。文化上的反制力量,会极大地压缩统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础。其次,这样的权贵集团统治,前提是这个集团内部的团结。虽然说,从理论上讲,他们的团结是权贵寡头共同利益所在,但是,权贵就是权贵,遑论他们的父辈就在政治斗争中斗得你死我活,就是现在,何尝不是互相厮杀,尔虞我诈。在历史上,从来统治集团的团结,都对他们整体有利,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团结过,现在也很难例外。团结难以维持,平衡就会打破。凡是在竞争中自感失败的人,很难说不会打破规矩和默契,从集团外围争取奥援,从而反败为胜。所以,决策圈继续扩大,由权贵寡头转为权贵民主,也不是没有可能。而现在一直在喊的党内民主,则给这种权贵民主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平台。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能从常委的集体领导,变成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再变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到了这个地步,党内的选举是不可避免了。权位如果不能通过权威来认证,那就只能通过协商认证,协商不成,就只能通过程序认证了。而选举这种程序,走遍天下,人们都会认可的。
只是,这样的有限制的党内选举,仅仅是一种扩大了的权贵政治,似乎也并不必然会顺理成章地转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从中共党内落到地上,关键要看社会力量所施加的压力,还要看这样的党内民主,社会治理的效力。具体地说,要看几项重大而且关系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见起色。第一,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运作。第二,医疗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教育改革能否启动而且初见成效。第四,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进,让司法起死回生,起到应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经验,在官僚体制锈蚀而且腐败的情况下,单靠单一的行政杠杆,是根本无法进行哪怕很轻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变质,变成官员敛财的工具,唯一的办法是实现开放式的改革,把社会力量引进来。这样的话,势必要开放报禁,推行地方自治,打开大门,让中产阶级进来,参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员的腐败,改善执政党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及社会力量的成长评价不高。但是,最近几年,情况似乎有了变化。网络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他社交网络工具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社会力量成长的窠臼。社会暗潮涌动,各种势力抬头。不仅学院知识分子,律师,艺术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职业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跃,原来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娱乐界人士也纷纷加入对时政的批评。各种身兼房奴、车奴和孩奴的白领,比起从前,有了更多的议政积极性。从前娱乐至死的网络,忽然之间就变了模样。依托微博,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反抗,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战执政者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冲上去质问当权者,敢于冲破各种禁忌。各地对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不仅没有让人们退缩,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竞选。手机上网的普及,人人手里都有了摄像机,公民记者,由于微博的存在,开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热议的话题,很快就会成为平面媒体关注的对象。原来的舆论管制,开始失效。温州动车事件,一向听话的媒体公然抗命,总理主持的记者招待会,现场记者居然会大声抗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它们的官员,感觉到了莫名的压力。由于网络或者微博化生存,已经是几亿人的一种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难用关网或者封掉的方式处理之。一直嚷嚷加强管制,却也没找到合适的方式。通过微博这个后门,中国的社会力量似乎已经出现了,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让人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以至于今后中共的改革,自己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基于以上判断,我对今后中国的变化,保持审慎的乐观。不可否认,这样的变化,具有很大的风险。多年的革命教育,培养了太多的社会戾气,太多非理性的思维和情绪,暴民之多,比起其他国家,也算是一种特色。中共党内,顽固的保守势力还有相当力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依然支配着相当多的老干部。党内捞一把就撤到国外的人们,并不希望中国变好,反而力图尽力把水搅浑。当然,更大的变革阻力,恐怕跟历史有关。毕竟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一旦开放报禁,他们会担心舆论的开放,最终会揪历史旧账,而彻底瓦解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现在统治集团的崩解。这样的担忧,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如果如果因为这种担心就死拖着不改,像张木生说的那样,等于是拿着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恐怕结果更糟,下场更惨。反之,如果及时补救,用现在果断的改革为中共挣分,未来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国民党那样暂时下野,也有可能重新执政。有了选票的支撑,执政就名正言顺了。
像国民党那样转型,无疑是中共最乐观的前景。通向这前景的变数非常多,风险也极大。这个风险,不仅是中共的,更是这个国家的。其间,寡头政治,扩大的寡头政治,党内民主,都是一种可能的选项。只是这样的选项,都是事实上的不稳态,必须得继续变下去。只要中共没有被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绑架,变化的概率在我看还是比不变的概率大。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变化开始,向什么方向走,很多时候并不以当局的意志为转移,到底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
有人总结了清末的历史教训,说统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选择,是宁可等死,不能找死。其实,清末改革过程,一直都有革命,革命党人的造反是一个恒量。但革命有了机会,不是因为改革,而是因为改革走上了歧途,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大肆收揽权力,排斥汉人,结果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地方士绅,才给了革命成功的机会。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倒退。当年的革命党,最担心的是政府改革,而非不改革,不改革的清政府,被推翻的机会,要比革命大得多。历史告诉我们,作为统治者,等死的下场是最惨的。很多王朝的所谓中兴,其实就是改革换来的,不改的话,早就提前灭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传统威权的统治者,最明智的要数国民党,只有它,实现了从威权向现代政党的转型。使一个百年老党,走向了新生。吸取历史的教训,前提是历史必须是接近真实的,如果总是拿自己当政治课给人灌输的历史来当真事,只能自己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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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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