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zx tip:可以思考很多，可以发现很多，游行向来不是那么简单。总是一些野心家的鼓动和某些利益团体的策划，从来不会是那些sb们认为的简单烂漫⋯
关于钓鱼岛，我只想说，土地是能抢则抢的，不管是不是我们的，这叫胳膊肘不往外拐。但是话说回来，在如今的社会，钓鱼岛是不是中石油. 中石化的和我有两毛钱关系吗？？

作者：张春晖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随即掀起规模化的反美示威，和这次反日示威相同的是，中国这地方，平时你想上街游戏示威那叫去你妈的难，可但凡这类事件出来，上街变得更是去你妈的容易，平时你敢拉个横幅喊个口号那肯定被立马打傻了，这时你打砸抢竟然警察好象都没看见。
我那年27岁，正值热血青年，本来准备赶赴广州参加沙面的反美游行，谁知道TMD深圳火车站实在太乱，我刚下车手机就被顺走了，我记得象是个MOTO的8800，值五千多元，一下没办法和“组织”联系了，只好打道回府。想想实在气不过，就在BBS发起第二天在“邓小平画像”前静坐示威，我胆小，5.8这事我只想静坐示威而已。
算下来我这叫“网上串联”，所以没半天我办公室电话已经被停机了，网上也陆续有人在“提醒”我注意安全，有个公安局的朋友更是笑着打电话到我隔壁的座机跟我说“你现在我们这可出名了，福田巡警大队的人就在你楼下，你出门有‘保镖’了！”，真是抬举我呀…
都忘了是几号了，不知道是9号？还是10号，反正那天我按时出了门去我发起的集合地点深圳大剧院，我也没指望会有多少人来。到那时已经发现有三五人在游荡，更是一下子被认出来是我。印象最深是其中一男一女，好热情主动啊，还怕我有什么顾虑，主动给了我名片表示他们是愤青一族，是来和我一起示威的。可是，她明显就是个陪衬，他才是个行家，三言两语我就知道此人必是安全人员，至于是哪个口的我就不清楚了，但肯定不会是公安，公安在我屁股后面跟着呢。
这兄弟真的很本事，他又要支持我示威游行，又估计怕我没经验失控，估计他也知道我是个明白人，所以拐两弯抹点角的现场“培训”我如何组织示威、游行，包括应该做什么不应用做什么，应该喊什么口号不会出事，我嘀咕着说，我只是静坐，不想游行。喔，我去大剧院前在红荔图书馆对面的旗帜店买了两面旗，一面美国国旗，我记得要600元多吧，一面是中国国旗，400元左右吧，看人家美国就是比中国值钱。
时间到，我走到对面路口的“邓小平广场”前，把写好的标语一放，把美国国旗辅在右转行车道上，我才没那么傻逼一把把美国国旗烧了，那真是烧钱啊，铺在路上让车压，多有创意啊！
我实际上也不算静坐，我还是有些煽动能力和口才的，站在那我就没怎么闲着，只要过来看热闹问什么的，我就发表一下演说，口述一下历史，当然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真是TMD愚蠢，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那时没乍翻墙，所以说出来的和“混球时报、CCAV”没啥区别，基本上把朝鲜战争那些烂事也都演讲出来了，那个爽，想想真TMD的恶心啊！
两个小时左右，我那场子越聚越多人，从起初的十个八个，到后来竟然分出两拨即兴式游行队伍，起码走出去一二百人了，我一直扛着不上街不游行，到最后竟然都有人骂我是懦夫，看那架势我要再不上街估计就要打我了，唉。没办法，反正有那么多“热心人士”坚持不懈的在我身边“帮我”，我就让BEN去岁宝帮我买了两三个手持喇叭，然后根据现场学到的游行知识临时组织了“维稳团队”，谁在前，谁在后，谁负责两侧，喊啥口号，路线乍走，中途经过肯德鸡麦当劳等敏感点时要注意什么，还打了电话给110报备当然人家根本就没理我，我觉得我当时简单就TMD是天才啊，这么复杂的事情竟然现场整理完了，当然，现在想想得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与期望！

 

好，两百多人，出发，路线规划是从“邓小平广场”一路向西，途经市政府、华联大厦、华强北，行至上海宾馆 （那时上海宾馆以西还荒着呢，就不走出去了）转弯过深南路南侧折返到大剧院就散。
我的奶奶啊，这中间有市政府 （就今天下午反日被冲击的那个）、肯德鸡、麦当劳等敏感点，那个点上要有谁喊个打倒我党的口号，或冲进去抢一个汉堡包吃顺便把人家店给砸了，那我真是万劫不复啊…
感谢党和政府，游行开始时，大量警察到位，没挡我，他们开着日本产的SONY什么的摄像机一路帮我录像，想想那天早上出门时没洗个头梳个好发型再喷点香水什么的真是可惜，那可是历史存档资料啊。警察叔叔们沿途拉起了警戒线，摩托车在前方我们途经的路口放好路障，意思是你们按计划走，别拐弯，我当时就很纳闷，警察叔叔们刚才没在场啊，乍一下子俺们一出发他们就冒出来，而且路线都帮咱配合好了呢？那时傻逼，现在万分之一秒我就知道是乍回事了。
感谢党和政府，他们真的给我面子，一路上那些看似不相似的人配合起来非常默契，他们真的帮我在维持秩序，口号抑扬顿挫此起彼复，沿途我们吸纳了诸多散兵游勇，以致最后回到大剧院广场时增长了10倍人数。游行过程中有若干有组织的团体，比如扯着什么“华中XX高校联盟、XXX研究院、XXX大学深圳校友会”等等的团体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他们的特点非常的一致，第一，他们每拨十几人。第二，他们拉着诺大的横幅，上书口号及大号字的单位落款。第三，他们一进队伍就走在最前面。第四，有几个摄像机和照相机对着他们噼啪拍上一通。第五，拍完照他们就把横幅卷起来就走人。操它姥姥的，什么叫学术伪君子，就是这帮鸟人，自己不干活，别人组织好的他们出来走在前面收获一下胜利果实回去洗相片宣传自己的能力与爱国主义去，丢俚老母！
感谢党和政府，感谢阿弥陀佛，感谢上帝，反正我感谢任何神佛，那天下午我顺顺利利没砸店没喊错口号，顺顺利利走回到大剧院广场。我一路真的吓死了，那真是什么人都有啊，中间真是有人乱喊口号的，现在想想都后怕呀，好在党和政府帮我做好的规划以及维持了整体秩序，否则任何一个闪失都成千古罪人啊。
感谢党和政府，最后还给了我一个演讲的机会，我被推举上台做了演讲，大剧院当时是下沉式广场，我站在国旗下，满广场的人估计得有二三千吧？马路边当然也是满满的警察叔叔了。我拿着喇叭，我想为什么现在站在台上演讲时特别有感觉，就那时候练的胆吧。那真是慷慨激昂的演讲一番，然后带头喊了一堆打倒美帝、我党万岁之类的口号，然后，把那面我一直舍不得烧的美国国旗拎出来烧了，TMD，大家是高兴了，我这次游行除了近千元的旗费，买喇叭什么的又找BEN等人借了七八百，加上昨天丢的手机，亏大发了。烧着美国旗的时候我真是很心酸啊，是痛酸的！烧完我就开溜了，不能留在那里，太危险了，后来那群人怎么着我真是没办法顾得上了，压力实在太大！
我小结几点吧：
1.这游行要是没政府或安全机关暗地支持，你想上街真是去你妈的。
2.这游行要说是自发的没组织的也是去你妈的，那些横幅不用钱啊？旗子不用钱啊？喇叭不用钱啊？全是钱！
3.这游行真TMD的险，分分钟出事，而且每件事都不受你控制，你那时就是个傻逼，黑锅你是背定了。
后来开始翻墙了，才知道5.8事件真是没那么简单，那真不是偶然事件，咱们对南斯拉夫的帮助真是帮到家，人家美国人没办法只能整死你，就象咱如果把金正恩藏在驻朝鲜大使馆，那咱那大使馆，肯定也被灭掉。民族主义大旗祭出来，象我这样的傻逼们就上街当炮灰了。悔了吧，悔了也没办法，幸亏当时没出事，我公安局那些朋友后来挨个乐我，说我那天之后，在他们的名单中排到了前五，我真有那么厉害吗？是的，他们说我是当时深圳反美示威队伍最强盛的一个，所以…
一年后，我离开电信创业，干的是网络安全的活，有一次我和某局领导见面时，人家说“你是张春晖，我们早知道你了！”，后来和某部领导见面时，人家也说了类似的一番话，我知道，我明白的，感谢党和政府！

转载自新浪博客

导语：24日，杭州一位小伙因没给抱着孩子的年轻夫妇让座，被扇了5个耳光。近日，济南一位母亲带3岁的孩子坐公交车时，同样没人给她让座，她一怒之下竟扇了一名男乘客一个耳光，并称“是替你妈妈教育你”。类似事件频出不穷，不禁要人想问，“同样是买票上车，凭啥要逼我让座”。
让座算不算美德，是不是谬赏？
让座是值得提倡的美德，让座不是谬赏，做了就该得到夸奖，谴责不让座是滥用道德
乘客买票上车，就是向公共客运公司购买服务，事实上构成客运服务合同。乘车时支付了相同的票款，就拥有相同的权利。只要乘车时买票了，就有资格坐(特殊座下面另行讨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明确规定乘客在公交车上要给他人让座，给他人让座并不是必须的，更不能强制逼迫别人给你让座。在公交车上主动为需要得到帮助的特殊乘客让座，只能说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个人美德，而并不是社会公德，不必将此加诸于整个社会。
但对于让座的夸奖是不是谬赏？答案是否定的。谬赏主义出自魏征 《谏太宗十思疏》里面的一句话，“不能谬赏，不要滥罚”。谬 赏主义的通俗理解是，把本来应该的事情加以拔高，使其具有道德感召力，也会为整个社会树立起良好的榜样。中国法律并没规定年轻人有让座的义务，让座本来就不是“应该的事情”，既然让座了，就应该得到夸奖，而且让座者更应得到被让座者的感谢。既然让座不是义务，乘客就享有做出让座或者不让座行为的权利，包括 身强体壮的年轻人。让座是一种美德，但仅仅因为不让座没能彰显助人的美德，就对不让座的行为进行舆论谴责，这是将权利与义务混淆，更是滥用道德，也正是这种对道德的滥用，才导致部分人认为“别人让座天经地义”、“我是弱势群体，我就该得到座位”。
不让普通座够不够成道德问题，是不是义务？
不让普通座是买票上车的权利和自由，不让不代表道德沦丧，与义务没任何关系
让座是美德，但不让座不代表道德沦丧。就譬如施舍是慈善，但不施舍不代表就一定穷凶极恶一样。即便是一个健康的公民，即便是只有短短几站路的车程，只要不乐意——哪怕是突然的心情不好，甚至无须任何理由，都可以保有不让座的尊严与自由。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在 《论自由》一书中指出，“只要不涉及侵害他人的自由，个人 （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
长 久以来，对于事物的评判标准越来越简单化，任何事物似乎只有善恶对错的“二元对立”，道德的对面就一定是不道德，忽略了中间的灰色地带。也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才让公众认为不让普通座是一个道德问题，让座是道德的，那么不让座肯定是不道德的，如果没让座，那就是社会冷漠、道德沦丧，甚至会搬出“国 民劣根性”大谈特谈。熟不知，不让座是买票上车的权利与自由，让座是将自己的权益让渡给别人，不让也一点错没有。
不让老弱病残孕座呢？
正常情况下，身体健康的青壮年有义务让出专座；身体有不适，就有权利不让，不该被谴责
上文提到，乘客买票上车，就是向公共客运公司购买服务，事实上构成客运服务合同。既然构成合同，那么双方就应该合同协议。据建设部颁布的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办 法》第十五条规定，城市公共汽电车经营者应该在客运车辆内设置老、弱、病、残、孕专用座位。各地乘车规则各有不同，但都没有对老弱病残孕专座的特殊规定。可以说“老弱病残孕专座”是在公交资源尚且稀缺的情况下为“老、弱、病、残、孕”让出来的一部分权利。在正常情况下，身体健康且没有任何不适的青年人如果 占据则应该要让出老弱病残孕专座。
然而，“老、弱、病、残、孕”只有老、孕和明显的残疾比较好判断，弱和病则难以判断。如24日 在杭州公交车上被扇了五个耳光的年轻小伙，就是腿部有残疾，虽然从外表看不出来，但他坐在那里完全没有问题。即使是身体健康的青年人，在感到不适的情况下，也有权利去坐，只要声明自己不适，更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可以不让座。在台湾乘坐地铁的时候，年轻人身体不适，可以向地铁站申请爱心标签，即可乘坐 爱心专座，无需让座，也没人谴责。
对一件事作何道德评价是个人自由，不意味着打人正当被打活该
道德应该自律而非他律，以道德的名义施予暴力是在耍流氓。
道德首先是自律的，道德不该他律。每个人对于事情的看法观点不同，对于一件事进行怎样的道德评价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对于道德感不如自己的人，只能警惕，不能对其进行公审或使用暴力。现实中更为可悲的是，部分人”用孙子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别人做的稍有不好，就会挥舞着“道德的大棒”严厉呵斥，甚至大打出手。
打 人者的逻辑在于，面对老弱病残孕者，让座是一种基本的素质和美德，在“口头教育”没能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动手”就成了必然的正义的选择。看上去，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拯救道德，为了正义。然而熟不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只不过是将道德踩在脚下，为了拯救道德而采取的暴力是对道德的损害更大。你可以谴责对方，但 不能使用暴力，以道德的名义施予暴力是在耍流氓。
维护道德可以倡议但不靠强制和暴力
维护道德只能靠引导，不能强迫，依靠暴力维护道德，不过是将道德作为自己私欲的遮羞布
让不让座，这是个人道德问题，只能靠引导，不能强迫。不让座，就出手打人，这是强盗逻辑。德国思想家阿伦特在 《论暴力》一书中写道:“暴力的理性在于它对某个短期目标的合理追求，但暴力并不是这个目标之所以合理的理由。暴力也不会提升人们对这一目标的认同。”简言之，暴力解决不了让座问题，更不会提升人们对于“他人必须为你让座”这一诉求的认同。
道德本该是提升自我的明灯，不该是呵斥别人的鞭子。暴力维护不了更解决不了道德的问题。离开了道德准则，使用用暴力解决，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更是对道德的亵渎与曲解。依靠强制和暴力来维护道德，只不过是将道德作为自己私欲的遮羞布，最终无益于道德维护。
结语：没人让座，不会道德沦丧，只有先尊重不让座的权利与自由，而后才有让座的道德善意。那些挥舞着“道德的大棒”随意呵斥他人、滥用暴力的人，只不过是将道德作为自己私欲的遮羞布。（出品：网易新闻另一面，编辑：袁晓彬）

Wu Hong/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中国青岛的工程建设热潮。多位经济学家称，中国的经济可能会下跌，但是对于它能如何应对，他们观点不一。

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而北京如何作为——或者不作为——将可能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向。

首先，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有所缓和。但它的经济正遭受着我们经济学家所说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论是工厂、零售店还是基础设施方面，对资本货物都存在过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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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7月PMI指数延续下滑
中国经济能否挺住？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答案部分取决于你所属的经济学派。

凯恩斯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认为，总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总和——能促进稳定，而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在经济困难时期进行干预。但经过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则强调，政府政策通常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现在很多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也是该学派的支持者。

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下跌。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了投机泡沫的危险，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看上去肯定存在泡沫。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会说，北京有提高总需求的手段。例如，它可以调整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让国有银行维持贷款水平，或者动用其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政府似乎也有很多随时可以动工的建设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帮助经济平稳软着陆，之后再实现反弹。

奥地利经济学派则有一些更令人担忧的考虑。中国的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长期为40%-50%。然而如何用好这么大笔的投资，十分困难，尤其是在一个经济上存在偏袒现象的环境里。而且如此高的投资率本来就是人为造成的。

北京经常被指责操纵人民币汇率，以补贴其制造业。政府还将国内储蓄输送到国家的银行系统，给政治上享受优待的企业发放补贴，政府还似乎痴迷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导致国家经济朝着特定的方向不平衡发展。

奥地利学派指出，中国这些过度补贴的投资，可能难得有很好的回报。最开始，这些投资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和财政收入，然而，随着经济周期不断向前发展，新的边际投资价值会变小，并且其分配易受腐败左右。早前眼花缭乱的经济繁荣逐渐消逝，突然，有些决定看上去不那么明智了。这一切可能带来经济的突然崩溃——不是因为总需求太低，而是因为经济在持续生产错误的商品和服务组合。

为了不让投资破产，中国政府几乎肯定会继续使用政治手段，比如通过国有银行向境况不佳的公司提供贷款支持。不过，无论这些公司能否存活，这些投资本身都是一种浪费，最终会破坏经济的运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凯恩斯理论所认为的要低。

而且，有效地刺激中国经济变得愈发困难了。最近，资金外流的速度正在加快，而且， 随着政府开放资本市场，中国企业更加国际化，学会如何利用制度，这个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这再次反映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核心主题，即市场的力量正在颠覆国家所偏好的投资模式，使之无法生效。

就西方经济体而言，在主流经济学家当中，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比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要流行得多。按照传统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市场在配置资源上是非常有效的。可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却很难解释为何有这么多的投资者被欺骗，进行这么多不当的投资。不过，中国的投资数额如此巨大，且带有明显的人为补贴性质，因此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可能在中国更加适用。

乐观的观点认为，中国能够处理过剩的产能和过度建设的问题，政府还可以支持增长过快的信贷投资，而不必支持太久。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经济很快就能取得增长，从而自然而然地支撑起现在的资本结构。经济的低迷只是暂时现象，经济的基本面不会破裂。

悲观的观点则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政府尝试以更进一步的补贴支持投资的举措会极大地限制消费，扭曲资源分配，使中国经济陷入停滞。根据这种观点，以政治手段分配投资的力度将逐步加大，凌驾于市场力量之上。“重新平衡经济”，使之朝着国内消费的方向发展的提议将成为遥远的回忆。中国将更加难于开放资本市场，实现经济的自由化。考虑到中国已经开始面临来自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的竞争，而且人口出现老龄化趋势，中国不可能再回到之前的经济增长轨道上去了。

事情将会如何，尚无定论。但在我看来，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出现严重而持续的失调，就和奥地利学派理论预测的相近。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考虑：在世界历史上，一些国家的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极端高速增长，却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经济挫折，这样的先例有多少？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保持乐观，但同时也对中国的下一个经济周期充满忧虑。

无论如何，中国曾经多次震惊世界——它很可能会再次震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