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成长历程及我的人生理想

我1969年生于新疆克州阿图什县城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自小在维汉混居的政府大院长大。我爷爷那一辈是文盲，父亲则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真正的民族知识分子，1950年代末，父亲初中毕业就被保送内地大学读书，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北师大、兰州铁道学院深造，毕业后曾在南疆军区和地方工作，1971年，父亲28岁时在文革期间惨死。当时我仅2岁，弟弟只有11个月，由在阿图什当汽修工人的母亲拉扯我们兄弟4人长大。父亲当年的同学今天多已成为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我们虽以父亲为傲，但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死的，由于长辈不愿提及往事，也不懂得当时复杂的政治，我并不知晓。

1980年，我大哥15岁时当参军，很快转入地方，期间先后在上海、乌鲁木齐，大连，北京等地的大学深造进修，先后担任阿图什市团委干部，书记，克州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克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团委书记，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州民政局局长，现在是克州交通局党委书记，州政协委员。我二哥很早就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曾是最年轻的刑侦大队长，现在是克州公安局纪委书记，党委委员。除两位哥哥外，我的二嫂以及大哥和二哥的孩子，也在公安系统工作。某种程度上，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公安系统家庭。不过，因为我的缘故，他们这些年颇受牵连。

1985年，我16岁考入内地求学，离开故乡，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预科），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就读。在学业上，我深受施政一、陈才、张克武等教授的影响，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们对我这个维吾尔青年的教诲，不忘他们对新疆、对维吾尔社会的真切关注，对学术的真诚态度。

1991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民族大学工作，曾任系团委书记，后于1994年转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学，国外经济学选读，新疆经济的教学，期间曾于1996年自费在韩国留学，于2001年在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文化交流项目下交换到巴基斯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进行《新疆周边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2003年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讲授《国际贸易事务》，《国际结算与信贷》，《新疆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课程》。

1994年前后，我就开始对新疆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除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西部发展报》等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文章外，还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教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论坛，民族经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20多篇论文。早在1994年，我就提出过在南疆喀什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为我的专业研究能有更广阔的视野，除英语外，我还自学了韩语、日语、乌尔都语、俄语，能用上述语言进行简单日常交流和信息获取。

在工作期间，我曾业余时间经商，在股市、合资建厂等项目上曾有过不小的收获，因为教学工作一度受限制，曾有朋友建议我彻底转行做一个商人。但在广泛游历了中亚、俄罗斯、南亚等地区后，我目睹了大量民族冲突仇杀、政治动荡、社会转型失败等鲜活案例，这些见闻，让我逐渐产生了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致力研究新疆问题、研究中亚问题，避免境外悲剧在中国上演的强烈愿望。

为此，我自费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并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社会学、民族学、地缘政治学的进修和自学过程，使我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有了更广阔的视角和分析工具。除研究前苏联东欧等失败案例外，我也曾认真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成功案例，以期能为中国社会的探索实践提供更丰富的参考。

我深爱含辛茹苦抚养我的母亲，深爱我依然贫穷困苦的民族，深爱养育我的这片国土；我深切希望我的故乡能像内地一样富裕发达，我担心我的故乡、我的国家陷入动乱和分离；我希望多灾多难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能创造灿烂辉煌文明的伟大国家。我将致力于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致力于民族间的交流和沟通，致力于探索现代转型社会中，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作为我的理想和人生奋斗目标，我的这项事业选择，源于我出身的环境，源于母亲的教诲，源于我受的教育和成长经历。

二、我是一个致力于研究新疆问题以及研究中亚社会经济及地缘政治的学者，虽然今天不断有人把我描述或希望我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但我始终坚持，我只是一个学者，无意于也不希望被政治化。在学者之外，我惟一愿意的称号，是成为一个促进民族交流与沟通的使者和桥梁。

1994年起，由于经常直言批评新疆地方政府的工作失误等原因，我的教学工作不断受干扰，自1999年起，我的论文再无发表机会，1999年–2003年，我在民族大学的教学工作一度被终止。

近几年来，随着我越发专注于新疆问题的研究和调查，并开办了汉语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不但我个人工作生活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在新疆的亲戚、家人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经常苦苦哀求我，希望我少说话，少管闲事、闷声发大财，但同时，我能看到新疆的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民间酝酿的仇恨在不断加剧。

我知道，我们民族像我有良好教育、开阔视野和丰富阅历的人不多，我们国家像我这样在新疆问题和中亚问题上有各种天然优势的人不多，在这个领域，有真知灼见，有责任感的诚实正直的学者极为罕见，而中国社会将来要面临的考验却是如此险峻，因此，顶着压力继续从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责任的召唤和牵连家人受累，使我备受煎熬。

七五事件的民族悲剧发生后，新疆问题一下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人物，并且无可避免地开始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对待。我不拒绝任何人任何组织对新疆问题的关注，但我一直拒绝各种力量将我政治符号化的努力，无论它是否出于善意。

我认为，我只有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干干净净的学者，一个业余时间能对普通人提供帮助、对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的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有利。

正是基于这个强烈认识，我在七五之后，因为外部环境压力，陷入经济困境时，始终坚持个人绝不接受境外机构一分钱的援助，无论是外交机构还是NGO组织，甚至哪怕仅仅是生意往来，我都不愿挣与外国沾边的钱——我在中亚和欧美有很深厚的政界和经界的人脉资源，本可坐在家里帮人挣钱。如果我是汉族人士，或许我可以拿这样的钱，但对我这样一个备受怀疑的公民来说，我必须对自己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必须承受汉族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压力和考验。

长久以来，因为民族问题的敏感，在社会层面，不但汉族与维吾尔族存在隔膜，甚至在汉族知识分子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之间，也缺少正常的交流。隔膜和猜疑使得愈发严峻的民族问题，居然没有起码的公开探讨，这是一种极不正常而可怕的氛围。

基于此，我于2005年末创办了“维吾尔在线”，让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讨论交流，它当然会有激烈的碰撞交流，但我认为，争议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沉默中的猜疑和仇恨。

为了让新疆问题引起汉族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让他们贡献宝贵的观点和经验，在创办“维吾尔在线”后，我开始努力与汉族知识界交往，并致力于推广和介绍维吾尔族文化和社会知识。

七五事件的悲剧和此后新疆族群之间的关系，让我看到民族仇恨和猜疑不断积累的可怕，为突破仇恨和猜疑的坚冰，我曾设想通过民间的方式发起“民族和谐日”（或“民族和解日”）的活动，以七五悲剧日为纪念日，利用暑假期间，让两个不同民族的家庭互相让自己的孩子到对方家庭生活，让未来的一代人，在加深民族间的情感和友谊时，还能塑造出能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包容意识。这个想法后因种种外部原因限制未能付诸行动。

应当以理性、忍耐、宽容、温和、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面向未来的态度探索民族相处之道，一开始是基于我受的教育和训练所产生的理性认识，而在不断的践行过程中，这种态度已经逐渐成为我发乎自然的情感。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有将自己的观点、愿望和方法论传授给学生的强烈愿望。很少有老师还能像我这样，认真准备每一堂课的讲义和课件，长时间坚持每周六义务向学生讲述新疆问题的公开课。

我鼓励更多的维吾尔学生投入到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专业领域的学习，以便于他们在职业选择上能更多地将个人的成就与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专业，不但可以赋予人们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也更有助于把他们对民族单纯而朴素的强烈热情，由奔放而感性的能量，变成一种理性、科学的态度。而这种训练和观念的养成，不但对维吾尔族人来说，是极为缺乏而宝贵的，对今天的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远远不足的。

三、我长期而持续关注的问题，是新疆和中亚两个领域。关于新疆，是转型期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新疆多民族的相处之道，是中国国情下，探索国家主权统一完整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

今天，新疆的人们在民族关系上普遍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和胡耀邦-宋汉良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府可通过资源平等公平的分配，产生良好的民族平等感，而当时禁止人口流动，缺少产生不平等感的比较机会；胡耀邦-宋汉良时代，政治气氛宽松，虽然表面上看人们牢骚不满增多了，但内心却因为信任而最少压抑，社会向心力极强。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新疆经济大幅度发展，但民族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开始日益明显，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的转型发展出现了令人揪心的局面。偷盗、扒窃、贩毒、吸毒、卖淫等问题，在一个有宗教信仰、对这类犯罪活动有天然文化抑制力的民族，竟然迅速严重到了整体被视为犯罪民族的程度。“马尔萨斯陷阱”的命运竟然无情地落在了维吾尔族人身上。

与此同时，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竟然成为研究的禁区和空白，鲜有人敢于直面这些问题，更谈不上去做系统的社会调查分析，研究探讨应对之道。维吾尔社会的问题，一方面使得对政府对汉族的不满不信任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让汉族尤其是内地汉族社会对维吾尔族的歧视性印象不断加深。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能深刻感觉到在维吾尔社会与汉族社会之间，猜疑、不信任的巨大裂痕日益严重，尤其在青年一代，因为就业问题、身份歧视问题，仇恨情绪普遍滋长。尤其是七五事件及此后的一系列社会互动，它不是矛盾和仇恨的爆发和宣泄，反而是一次新的积累。

问题越来越严重，却越来越没有人敢于说话，问题在于1997年后，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的首要任务，它带来的间接效应是，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强烈的不信任，普遍感觉政治空气压抑。

对一个身在北京这个法制环境更好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关注和研究新疆问题，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早已不仅需要的是知识和专业，而首先是一种勇气。

七五事件的爆发以及此前拉萨的三一四事件，无疑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探索出一种民族和谐相处之道，是极为迫切的任务。中国习惯了讲政治，尤其是政治道理，而甚少真正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治艺术的角度，去完善和创造民族和谐相处的环境，此外，关于民族和谐相处的技术性问题，国内不但几乎没有人涉及，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

任何美好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愿望，都离不开一系列精细而周到的技术性支持，尤其在中国，往往习惯于以不计代价的政府大规模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来替代持久而耐心的技术性安排。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民族多元文化实体，在精细地平衡处理民族利益，技术性地创造民族包容与和谐共处上有其独到的经验，我始终认为，我的探索和努力是有价值的。

关于民族自治，随着民族问题在中国日渐成为一个敏感和紧迫问题，从反分裂角度着眼，以吸取民族政策失败国家经验教训，反思中国民族政策的探讨越来越多，但多隐含着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带有典型的管制思路，它实质上是为近年来地方民族政策失败的辩解和背书。而国外那些成功地解决或缓和了民族矛盾、化解了民族分裂危机的大量经验案例，却无一进入这些研究的视野，对学界的这种误导决策者的倾向，我深以为忧。

关于中亚的研究，是我个人的兴趣和地缘关系的缘故。作为新疆问题的自然延伸，我必须关注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未来走向，因为中亚与新疆不但有广阔的边界，更有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亲缘关系，多民族跨境而居，新疆与中亚，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外，从地缘战略角度，研究中国如何在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施加有效影响，使中国在获得地缘安全地位的同时，能最大程度对中国和中亚双方有益。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不但因为语言便利有长期持续的知识积累，而且在游历中，在当地政商两界积下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此外还有成功的经商经验，这都是我与国内一般中亚研究者不同的地方。因为有更贴近的资源、信息和经验，在探讨中亚问题上，相对我也更容易获得当地的认同。

因为这种特殊的优势，我不但帮助不少汉族商人成功地在中亚投资牵线搭桥，也还为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在当地拓展市场穿针引线，解决各种棘手的麻烦和问题。

我深以为，中国在中亚如何施加影响，是一个远未认真系统梳理总结的课题，中国在中亚应当有一番更有成效的积极作为。

四、“维吾尔在线”是我个人创办的网站，它的宗旨是，让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了解新疆，了解维吾尔族，让新疆各民族人民了解这个世界，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对话。管理上，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

“维吾尔在线”的创办，是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和搜索引擎中，存在大量煽动仇恨和攻击维吾尔族人的言论后，深感维吾尔族和汉族人互相隔膜太深，完全缺少沟通和对话平台。汉族和维吾尔族网民往往只有各自隔空的发泄，却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讨论，认真倾听对方声音的机会。

此外，中国全社会议论维吾尔人的多，但对维吾尔社会拥有基本常识的人却不多，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情形，别人未做，我就当填补这项空白。

在管理上，维吾尔在线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但不禁止直陈新疆或其他地方社会时弊的文章，只要其用意是好的，内容是真实的。

尽管如我事先所料，有时候汉族“愤青”和维吾尔族“愤青”在论坛上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我始终坚持认为，分歧与对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隔绝交流的机会，只要有交流，总会取得共识。事实上，尽管有过不少汉族网民也曾指责我言论过激或偏袒不公，但我还是赢得了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尊重：我不赞同你的看法，但我理解你的动机和良好用心。

“维吾尔在线”除了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意见的平台，它还是一个公益事业的平台。近些年来，被犯罪分子拐骗、绑架和诱惑的维吾尔儿童，在内地从事扒窃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它不但对当地人的安全感构成威胁，也严重损及了维吾尔的整体民族形象。然而这个人所共知且成为日常关注度极高的社会问题，竟然因为敏感性，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披露，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勇于系统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珍宝、社会的未来，无论他是何族群。

为此，我在“维吾尔在线”搭建了一个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童的平台，积极与各地民间反扒组织联系，对流浪儿积极提供救助和法律援助。同时也促成《凤凰周刊》公开报道此事，使得新疆政府开始有了将救助流浪儿纳入议事日程的积极举动。

此外，我也将“维吾尔在线”作为一个影响和争取维吾尔社会意见的工具。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除了官方正统刻板的舆论外，能直面维吾尔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同时又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声音，完全没有，而海外却从来不乏以煽动性言论“正视”社会问题的声音。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反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因为“维吾尔在线”的独立性以及维吾尔社会完全没有类似的网站，它还是在不断的争议中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它的社会功能和效果，网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渐增强。在创办“维吾尔在线”的过程中，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网站一次次被强行关闭或遭到无端攻击，我也经常因此被关心被谈话。正是因为同类性质中唯一的网站，我坚信“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的价值无可替代，我是在做一项正确的事业。

结语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天然对自己的民族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历史和环境的原因，她的落后，她的困苦，使我时刻无法心安。我对自己的国家，同样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当我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后，才更能体会，强烈的家国情怀早已溶入我的血液。无论是我的民族还是我的国家，她的痛苦她的荣耀，就是我的痛苦我的荣耀。

今天的新疆，以及其他的地方，民族问题在特殊的时代成为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无论是基于情感还是基于理性，我都很难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被分离出去。在民族问题上，我不反对民族的自然融合，因为这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就历史而言，汉族、维吾尔族都是多个民族源头融合的产物，但我反对安排和设计出来的民族融合。本质上，以行政塑造的民族融合，是在以强力制造分裂，以宽容鼓励的多元化，才是促成互相融合影响的纽带。

解决民族问题，只能从探索民族自治之路的方向着眼，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国家。

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角度来说，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现状，增加了社会转型时期问题和困难的复杂性，但从文化和创造力的角度来说，则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共同财富。无论是纵向看中国自身的历史，还是横向看今天的世界，越是有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国家，就越有强大而丰富的创造力。

而任何一种刻意强调其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而不断对其固化统一或排他的观念，都是封闭部落社会的思维，它必然导致被刻意强调和保护的文化的内在生命力的死亡。

中国宪法中关于民族自治的规定，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并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框架，但在实践层面，还需要逐渐摸索探讨，在法律法规上逐步落实。我们应当勇于借鉴国外各种成功经验中的规律，总结出适合中国的办法。

我深信，只要有面对未来的智慧和胸襟，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中国一定能探索出一条尊重中国历史、符合中国国情、在国家的统一完整和民族自治之间取得一种理想平衡的民族自治的路径。

虽然，我已连续几年受限不能到新疆，但我深信，我亲眼见到中国最近几十年来深刻而巨大的进步和变化不会就此止步，我深信我的努力和探索，会成为这个国家进步的一部分，我将以此为傲。

伊力哈木•土赫提

2011年1月17日

发布于：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2013年的中国以一个“梦”开头。年初，领导人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地方成立了“中国梦办公室”，中宣部说：“要让‘中国梦’进教材、进课堂、进入学生的大脑。”

这让人想到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小说《梦幻宫殿》，他虚构的国家中，有一个叫做“梦境管理处”的部门，用以搜集、解析、审查人民的梦，以防有对国家不利的潜意识出现。

人们被规定做梦，却不知道该梦些什么，四顾心茫然。直到5月份，各大网站上出现一篇《专家解读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七大特征》的文章，指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

人们才恍惚明白过来：我有一个梦，不过它和我没什么关系。

在梦的笼罩下，这一年过得“像雾像雨又像风”。世界变得破碎了，人们的经验不再连贯，人们的记忆变得模糊。

2013年并非是不热闹的，发生过四川雅安地震、H7N9疫情、石油管道爆炸、济南中院的世纪审判，然而人们对它们遗忘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快，讨论的热情前所未有地低。公共议题的讨论，随着微博等公共话语空间的萎缩，迅速地黯淡下来。

2013年是矛盾的。胡萝卜和大棒齐飞，威吓与让步共存。人们分不清是该失望，还是该再度燃起希望。各种政策与趋势似乎是朝着好的方向，然而生存的焦虑又确凿地存在着。一头雾水中，沉默的人成为了大多数，另一部分的人，学会了隐蔽的双重表达：

喜（rén）大（jiān）普（bù）奔（chāi），

城市生活的失败

2013年11月22日，青岛黄岛的中石化地下输油管道发生爆燃，一共造成了62人遇难。

在随后发布的新闻照片里，爆炸后惊魂未定的老百姓神情焦急询问着每一个外来者 ： 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泄露？为什么爆炸？是否还会有爆炸的危险？

——在看似稳固而沉默的水泥地下，到底有多少错综复杂的线路？它们隐藏着怎样的危险？青岛居民在石油管线爆炸事件中表现出的恐慌，只是人们无知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不能细想的问题：我们对于自己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到底知道多少？

我们的父辈，当年如摩西出埃及，厌倦农村生活的简单而单调，跋涉至城市，换来的是城市生活溃败与风险。

焦虑最大的来源是未知。雾霾今年由华北蔓延至半个中国的国土，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城市。

对于确切的污染源是什么，专家没有统一的认识；雾霾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危害，暂时没有权威的报告解释；如何能够抗霾，人们当下能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来自卖空气净化器的厂家。

在无可奈何的阴翳之中，人们只能从冷嘲的幽默感，以及患难以共的共同体中找到些许的安慰。

治理霾本身也是一团雾霾，它涉及利益集团、地方、企业、公众情绪等诸多因素。虽然如此复杂，但政府治理雾霾的动力依然很大，除了平息公愤以外，另外一个治理动力在于：雾霾甚至导致了国家管理危机。

11月，香港《南华早报》发新闻称：北京斥巨资建起全国性监控网络，使警方得以监控主要城市的每一条大街。但随着雾霾天气出现得愈发频繁，监控头甚至无法穿透漂浮物。这引起了很大的治安危机：老大哥看不清你啊！

在真正的改变来临之前，人们寄希望于每一次大风，心中存在侥幸：“霾很快就会过去。”愚蠢的事情并不会因为其愚蠢而消失，不合情理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它的不合情理而绝迹。或许我们应该珍惜“雾霾”仍然是关键词的日子，当它正式跨入生活的门槛，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时，或许那才是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时刻。

不要小看遗忘的力量——年初，黄浦江上漂浮900多头死猪，人们在淡忘这个新闻之前，依然不知道到底是谁把猪们逼上了绝路。

环境问题在2013年集中了所有的公众不满，但是暂时没有一种变为公民运动的契机。成都作家西闪因为环境问题批评成都市政，导致多次被警方问询，最后只能从家乡移居。成都从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变为了“你批评了就得走”的城市。

——或许是因为这样，让市民们觉得闭嘴、戴上口罩才是最好的选择。

恶棍列传

2013年，公众愤怒被分解，成为了个人恐怖主义元年。

这是城市底层的绝望与疯狂爆发的一年：从“厦门BRT公交爆炸案”的嫌疑人陈水总；到纵火烧了黑龙江敬老院 、 致死11名老人的王贵；再到成都公交杀5人的李年勇。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生活来源，有严重的心理和性格障碍，孤独、贫困，一身病、一身债。选择成为个人恐怖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绝望，不是通过“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就能够平复的，而是要摧毁整个由仇恨和屈辱构建的环境。

生无可恋，是因为无以为生。贫民谋生之路，除了打工，就是摆摊。在中国，摆摊这条路被城管这样一个模糊的执法机关堵住，今年，城管和小贩之间的暴力升级，湖南临武城管打死瓜农，广州城管执法被砍7刀 ，沈阳杀城管的夏俊峰在今年被判处死刑。

在杀与被杀的循环当中，仇恨是唯一的增量。而城管与小贩，只是城市生活中紧张与对立关系的极端体验。除此之外，外地人与本地人、“杀马特”和“洗剪吹”与城市白领和精英、无权者与有权者，都是对立的存在，是彼此的恶棍——前者企图融入城市生活，后者拒绝他们的融入。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 、 缓慢进行的战争。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环境中，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如同在北京井底生活了10年的王秀青，人们看不见他的悲惨，就侥幸地以为那并不存在。

中产与底层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向往稳定生活的中产，敏锐地从底层无法挣脱的困境中间嗅到了不安定的暴力气息。

中产阶级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社会阶层中，金字塔尖的人有30多套房，20多个身份证，10多本护照，因为有众多的选择而无所担忧。金子塔底的人，被微薄的收入困于生活的牢狱之中，无从选择。而金字塔中最庞大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处于最尴尬的位置：选择还是被选择，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Tyler Cowen称，经济衰退时，60%的失业者属于中产阶级。那么，在经济结束衰退开始复苏的时候，新增就业中有73%属于低收入工作。

中产阶级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可悲的事实：无论是稳定和混乱，自己都无法从中获益：稳定的社会现状，他们面对的是经济衰退、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压力；社会变革，他们担心“打倒土豪分田地”的幽灵重现。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无法保全自己积攒的财富。

于是，一时间，移民取代了房价，成为了饭桌上的第一大话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与故土一拍两散。或者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重归故里，来到一个更接近理想中精神故乡的地方。

一走了之、一拍两散，并不像表达上那么容易。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重活一遍，而更加有可能的是在社会当中丧失位置的失落。你消失在人群当中，不再重要，孤独而疏离。

大多数人在自己不符合移民条件的情况下，选择让自己的子女出生在国外，铤而走险，自己如侧畔千帆过的沉舟。

精英离去，其势滔滔。若移民潮继续下去，那留下坚守的，就只有既得利益者与无从选择的社会底层，社会的不公并不会消失而会愈加巩固，越发让人丧失信心，焦虑与失败感越发深重，如同一块早已不适宜耕耘的贫瘠土地，种了一茬又一茬的庄稼，总有什么也种不出来的一天。

年底，各大门户网站猛推网文《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也不是》。然而，更多人的心态类似于昆德拉语：“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反转剧

2013年，许多调动大众情绪的案件，进入了“最终季”，那些主角：薄熙来、王书金、丁书苗、李天一、夏俊峰，也都迎来了各自角色的大结局。

在“the end“的字幕出现之后，有时仍然会有出乎意料的反转。

因为女儿被逼卖淫愤而上访，被送去经劳教的悲情母亲唐慧，起诉湖南永州劳教委，她获得胜诉之后，《南方周末》发文，斥责唐慧的谎言与偏执，妨碍了司法公正。

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另外一个悲情的女性：夏俊峰的遗孀张晶。质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认定夏俊峰儿子的画是抄袭或者代笔——这些画曾经作为儿子怀念父亲的载体，提供了对夏俊峰温情与同情的慰藉。另一部分，是遗孀张晶转发的一条微博，照片上被标为“夏俊峰”的人实际上是击杀城管的退伍兵小贩崔英杰。

随着质疑声浪提高，舆论也发生了偏向。人们怀疑遗孀张晶在欺骗舆论，一夜之间，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利用，而迅速收回了自己的同情。

人总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来寄托所有的同情：冤屈、诚实、高贵。而真实的情况 可能 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受害人眼里只有一个抗争的对象，他们同意忽略的事实是：观众同样在审判着他们的人性。受害人一旦被挑出道德瑕疵，那么他们就不再有伸冤和控诉的权力，而必须首先澄清和证明自己。

公众一旦觉得受到利用和欺骗，便迅速倒戈。

2013年最后的反转剧，是10月《新快报》以头版大字“请放人”“再请放人”为其被抓的记者陈永洲请愿，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支援和同情。3天之后，剧情一转，陈永洲承认收50万元的贿赂。

这件事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如今已经无法得知。人们忽略了办案过程中的程序正义这些“小节”，而沉浸在“原来他才是坏人”的恍然大悟中。

记者曾经是掌握着提问这个神圣权利的人，如今，他们丧失了提问的道德正义，变得灰头土脸。

从唐慧到陈永洲，2013年对于舆论场中的“弱者群体”与“受害者”，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他们在呼召公众同情之前，首先面对的是严格的道德检查和质疑。

2013年，对于公知与媒体人来说，也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煽情、问责、发表异见，都变成一件要承担多重压力，且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过于喧嚣的沉默

2013年，是公共议题的讨论热情迅速黯淡的一年。

关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定格在5月份，微博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上。自此之后，大众娱乐、绯闻、商业营销占据了重要的版面。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公共空间或许和私人生活存在着某种此起彼伏的关系：当人们不再依赖虚拟空间时，朋友与家人的重要性或许得到凸显；当人们不再谈论生活的时候，他们在真正的生活。

当人们逐渐回归电视、家庭、正能量的时候，异见人士们正在经历一个最漫长的寒冬。

组建“公盟”的许志永博士7月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拘禁，并被正式起诉。商人王功权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

被以强硬姿态对付的，不仅有这些以理性、耐心、建设著称的“温和派”，还有以言论为生的“大V”们。八月，千万粉丝的@薛蛮子 因嫖娼被抓。大V的厄运由此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被抓的被抓、被封的被封、生病的生病，失业的失业。剩下仅存的大V们，皆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

1970年中期，哈维尔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后门世界”中：他发现自己以及一系列有名气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可以被叫做大V），从来不曾被捕，而另一些不那么有名的人却受到当局迫害，他公开发言，拒绝这种特权，并于1977年因《七七宪章》被捕，成为唤醒公民意识的转折点。

如今的大V被抓，自然不能与30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提并论。然而，天真的知识分子期盼着，它或许可以类比“美丽岛事件”：把自己投掷，换取平静水面上溅起的水花以涟漪。

令人失望的是，这些事件并未引起如想象中大的震撼，反而加速了公共议题的边缘化。不仅没有刺激公民社会的孵化，反而加速了它的瓦解。

大V的退场，并不使普通人成为英雄，“谣言转发500次被拘”发令的发布，把所有普通网友都放置在和大V一样的恐惧之中。

被动的缄默，成为主动的缄默。

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其自传《我所缄默的事》中，把缄默分为不同的形式：“专制国家强迫百姓所保持的缄默，不但窃取他们的记忆，改写他们的历史，还把国家认可的身份硬塞给他们。或见证者的缄默，他们选择忽视或保持不说出真相。或被害人的缄默，他们的默契，有时反而使他们成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

回忆起过去一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少年。甘肃张家川的初三学生杨某，因为发微博经质疑该县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内情，被公安拘留，成为“转500次”被抓的第一人。幸运的是，他在被关押后不久获释。

我们无须在这个少年身上加诸太多溢美之词。对美德的过分赞美，反而会成为对罪行的间接歌颂。对他人勇气的夸奖，其实是为自身怯懦找了托辞。

杨某获释当天，他的父亲说：“你没做错事，干嘛表现地像犯了罪，把头抬起来！”把头抬起来，尊严的恢复，或许是对抗恐惧的一个解药。

一锤定音

11月7日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何说中国可能在本周末永远改变》。文章把将要到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看做几十年来中国可能出现的最大事件。

根据文章的分析，改革并非没有动力。官民双方有着共同的不满：对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的不满是共同的；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更是共同的，还有，无论官民，都缺乏安全感。

官员的没有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百姓更甚。济南中院对于薄熙来的审判直播，是一年下来全国收看率最高的剧集：桃色、谋杀、腐败，甚至连里面 “ 一块昂贵的、可以生吃的肉”都成为了人们好奇的词。

根据最高检察院公布的报告，从1到8月，129名官员被立案侦查，平均2天，一个厅局级以上的官员落马。

9月，河北省省委班子连开几天大会相互揭发和自我检讨，开得热火朝天，开得涕泗交流。

对贪腐的惩治既是对百姓的安抚，又是政治需要。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是一次协商与让步。

“废除劳教”“单独二胎”“自贸区”这些决策，让许多“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把这次大会的重要性、改革力度之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比较。

本次改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有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但目的不同，上次改革启动了经济上的腾飞，这次改革，考虑 的 则是如何平滑 地 着陆。上次改革解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而这次改革之后，很多知识分子都被销号了。

在社会发展的火车上，老百姓关心的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知识分子关心的是打左灯还是打右灯。而开车的人清楚：他不能同时满足两类人的要求。

“中国梦”照进现实并非在路边立几个招牌画那么简单。改革空间是狭小的：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巩固的统治基础，同时又要控制通胀、戳破泡沫，来赢取稳定的社会秩序。既要打击利益集团，又不能放松对社会的管理。

矛盾与撕裂显而易见。

傅高义在今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拥护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个人自由、更独立的媒体和司法、惩治腐败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在2013年底，与其等待着如何改革，或许回答傅高义的问题更为迫切：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