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zhenxin Ray

03 9 月 2012

Egon schiele-如果说有人让我折服

zhenxin Ray | 未分类 | No comment

如果说有人让我折服- 席勒是第一个从当初看到他的画的第一眼开始. 如同知音般的对我审美认同和鼓舞. 确定是我向往自我突破后的境界,这就是我想要的. 但...

20 8 月 2012

Wu Hong/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中国青岛的工程建设热潮。多位经济学家称，中国的经济可能会下跌，但是对于它能如何应对，他们观点不一。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而北京如何作为——或者不作为——将可能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向。首先，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有所缓和。但它的经济正遭受着我们经济学家所说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论是工厂、零售店还是基础设施方面，对资本货物都存在过度投资。相关文章中国7月PMI指数延续下滑中国经济能否挺住？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答案部分取决于你所属的经济学派。凯恩斯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认为，总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总和——能促进稳定，而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在经济困难时期进行干预。但经过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则强调，政府政策通常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现在很多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也是该学派的支持者。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下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了投机泡沫的危险，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看上去肯定存在泡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会说，北京有提高总需求的手段。例如，它可以调整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让国有银行维持贷款水平，或者动用其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政府似乎也有很多随时可以动工的建设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帮助经济平稳软着陆，之后再实现反弹。奥地利经济学派则有一些更令人担忧的考虑。中国的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长期为40%-50%。然而如何用好这么大笔的投资，十分困难，尤其是在一个经济上存在偏袒现象的环境里。而且如此高的投资率本来就是人为造成的。北京经常被指责操纵人民币汇率，以补贴其制造业。政府还将国内储蓄输送到国家的银行系统，给政治上享受优待的企业发放补贴，政府还似乎痴迷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导致国家经济朝着特定的方向不平衡发展。奥地利学派指出，中国这些过度补贴的投资，可能难得有很好的回报。最开始，这些投资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和财政收入，然而，随着经济周期不断向前发展，新的边际投资价值会变小，并且其分配易受腐败左右。早前眼花缭乱的经济繁荣逐渐消逝，突然，有些决定看上去不那么明智了。这一切可能带来经济的突然崩溃——不是因为总需求太低，而是因为经济在持续生产错误的商品和服务组合。为了不让投资破产，中国政府几乎肯定会继续使用政治手段，比如通过国有银行向境况不佳的公司提供贷款支持。不过，无论这些公司能否存活，这些投资本身都是一种浪费，最终会破坏经济的运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凯恩斯理论所认为的要低。而且，有效地刺激中国经济变得愈发困难了。最近，资金外流的速度正在加快，而且，随着政府开放资本市场，中国企业更加国际化，学会如何利用制度，这个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这再次反映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核心主题，即市场的力量正在颠覆国家所偏好的投资模式，使之无法生效。就西方经济体而言，在主流经济学家当中，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比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要流行得多。按照传统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市场在配置资源上是非常有效的。可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却很难解释为何有这么多的投资者被欺骗，进行这么多不当的投资。不过，中国的投资数额如此巨大，且带有明显的人为补贴性质，因此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可能在中国更加适用。乐观的观点认为，中国能够处理过剩的产能和过度建设的问题，政府还可以支持增长过快的信贷投资，而不必支持太久。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经济很快就能取得增长，从而自然而然地支撑起现在的资本结构。经济的低迷只是暂时现象，经济的基本面不会破裂。悲观的观点则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政府尝试以更进一步的补贴支持投资的举措会极大地限制消费，扭曲资源分配，使中国经济陷入停滞。根据这种观点，以政治手段分配投资的力度将逐步加大，凌驾于市场力量之上。“重新平衡经济”，使之朝着国内消费的方向发展的提议将成为遥远的回忆。中国将更加难于开放资本市场，实现经济的自由化。考虑到中国已经开始面临来自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的竞争，而且人口出现老龄化趋势，中国不可能再回到之前的经济增长轨道上去了。事情将会如何，尚无定论。但在我看来，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出现严重而持续的失调，就和奥地利学派理论预测的相近。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考虑：在世界历史上，一些国家的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极端高速增长，却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经济挫折，这样的先例有多少？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保持乐观，但同时也对中国的下一个经济周期充满忧虑。无论如何，中国曾经多次震惊世界——它很可能会再次震惊世界。...

08 8 月 2012

暗黑破坏神3玩家获赠星际争霸30天游戏时间

zhenxin Ray | 未分类 | 1 Comment

收到邮件: 提醒-《暗黑破坏神3》玩家回馈方案：《星际争霸2：自由之翼》繁体中文版免费３０天已加入您的帐号。智凡迪或者说暴雪这种无自信，贱促销的做法又直接说明官方都证明暗黑3真的无可救药了，竟然用星际争霸来挽回失去兴趣而流失的玩家。可是他们不知道星际争霸2比暗黑破坏神3更失败吗？用暗黑3赠送星际2，就是用失败的游戏挽救失败的游戏，会让玩家失望又失望，对暴雪还能有什么话可说？ 30天的星际2免费时间无法挽回一切，无法挽回江郎才尽的事实。暴雪通过星际2输掉了口碑，又通过暗黑3输掉了信用！ ...

07 8 月 2012

webm格式视频Firefox无法播放问题

zhenxin Ray | Geek | No comment

firefox播放不了webm视频. 需要在服务器的.htaccess中添加: AddType video/webm webm （直接单独另起一行添加这行文字即可） safari支持Mp4格式, Chrome支持Mp4和Webm. Firefox支持Webm ie只有9以上的版本才会支持Mp4, 在win7都还被认为是陌生和耍酷的中国，别指望有多少人的浏览器是ie9，即便是ie9经过本人测试对html5视频的支持也是不尽人意。所以要想在众浏览器都能看到你的视频，并让坑爹的低版本IE也支持的话，你至少需要准备3种视频格式，Mp4,WebM,以及Flv. 前两种就是Html5格式,只需一个标签即可嵌入你的网页。而后面的flv依旧需要flash的安装，和奇丑臃肿代码的包裹。 Html5视频标签...

19 7 月 2012

中国大学的体制性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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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2005委员会会刊“海风窗”独家授权发表。阚凯力是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2005委员会成立于2005年，是中国归国留学生的高端组织。问：我们知道您有在国内外最好大学的教育经历，首先想请您来谈一下您个人的教育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您个人的影响。阚凯力：确实可以说，我一直都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不只是后来念了清华，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从小学开始，我念的是北京实验二小，中学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由于文革开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我们那时候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确实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觉得这一点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学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学是为什么？为了考一个比较好的中学，上中学又是为什么？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或者是铁饭碗的工作。这种学习目标，本身就极端地害人，是把学习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课业负担也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乐趣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教育的核心就坏掉了。小孩子天生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导，学习本身就不会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每天学到了新东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时候，上课学的东西不解渴，自然而然还会到图书馆去，或者到网上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我们那时候，经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比如上生物课，在自己家里养几只蚕，或者观察院子里的蚂蚁；上物理课，学凸透镜的原理，就拿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把纸点着了；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要通过读书、辩论和独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结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经历。后来我上了清华，当时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还没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因为成绩比较好，又加试了英语，结果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读了通信技术。 30多年过去了，斯坦福教给我的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电信技术的基础。后来我做电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术上谁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近年来，我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斯坦福大学给我留下了什么？课堂里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却融化到了血液里面。我在斯坦福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有资料显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创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都没毕业就出去创业了，把技术变成了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我当时由于是公派留学生，所以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国要干什么。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所以教育部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没有限制我们出去学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国才几百万部电话，有的地方一个单位都不见得有一部电话，更不要说个人家里有电话了。而在国外电话的那种普及程度，让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电信。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后来，我在电信领域转向了管理，又转向了电信政策和电信体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务于这种社会需求。说的大一点，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现在我在学校里教书，所以比较了解现在的学生怎么想。现在的学生主要考虑的不是社会需求，而是哪个行业挣钱多或者是有铁饭碗。这是从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导致他们学东西特别死，知识面特别窄，根本没办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问：今天中国学生的共性问题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统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什么系统性问题？我在2000年从电信研究院调到北京邮电大学，成为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上任之后，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在学校到底谁为谁服务？是老师为学生服务，还是学生为老师服务？以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普遍情况来看，不仅是学生为老师服务，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学生也还是在为老师打工！教授搞到了项目，挣到钱就进自己腰包了，然后把任务分配出去，让学生给自己做项目。有的教授自己开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还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没拿到项目，也没办公司，那怎么办？让学生去公司兼职，把学生给“出租”了。公司一个月给教授四五千，而学生只拿到四五百，变成包身工了。很明显，这些老师就是在赚学生的钱，难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称为“老板”。这些现象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学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个社会的腐败、学术的腐败和大学的腐败，简直是一塌糊涂、岂有此理！不是说学生不能在学习之余工作赚钱，而是说学生赚了钱归教授，这在西方绝对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国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规定，每个教授带研究生，要给学校交钱。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学生帮教授赚钱了，所以教授从学生身上赚到的钱，要分一部分交给学校——这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带一个研究生一年要交几千块。这种教育部的规定，不就是和珅规定的“养廉银”吗？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给朝廷一部分。这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当贪官污吏，连这个给朝廷的养廉银都交不起，实在是浑蛋逻辑。 1949年以前，我们的老清华、老北大，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师就是盼着学生成才，遇到特别贫困的学生，教授会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贴补学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现在却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或者说，学生在教授这里打工几年，给教授赚够了钱，才给你毕业，这就是一种官方合法的卖学历。当然，还有很多非法的卖学历。全中国有多少“在职博士”？很多是国企老总、高管。私企老板要不要学历无所谓，但是体制内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学历。有几个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们又有几个人来上过课？他们的博士怎么来的？无非是拿钱买的，而且是拿国家的钱买的。他们以国企或政府部门的名义，给教授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做不做得出来无所谓，这是辛苦费嘛！钱归教授，找点儿发票凑一凑就报销出来了。这样，教授就让其他的学生替这些人上课、考试、写论文，或者干脆“外包”出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产业链，就是论文代写。价格也不贵，几千块钱一份，还有信誉保证，不通过不收钱。美国一年才出三万多博士，中国现在一年就出五六万博士，世界第一。这不是活见鬼嘛？十个有九个是假的！合法的腐败和灰色的腐败，做的全都是卖文凭的生意，这就是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硕士、博士教育就是这个样子。问：那么您个人在学校里这么多年，有没有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期待？阚凯力：难呀！大学是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也。” 我2000年到北邮经管院作院长，当时也是满腔雄心壮志。在我们院的成立大会上，我讲话的题目就是“为建立中国的斯坦福大学而奋斗”。我说，清华号称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北大号称是中国的哈佛，我们北邮要为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而奋斗。结果没过两个月，我就不敢再提这事儿了。我当时做院长，开始还在院里讨论“到底是学生为老师服务，还是老师为学生服务”，后来也讨论不下去了。这就像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讨论官员是不是要公布个人财产。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结果。现行体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很难触动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体制结构了。南方科大的校长朱清时说过，中国大学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体制不行，校长都是上面指派下来的。转业来个什么政工干部，没地方安置了，就在学校里面添个副校长，然后他就等着混到退休了。按照我国的《高教法》，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评论就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校长是负得了这个责，还是负不了这个责？我同意朱清时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邓小平搞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说穿了就是一句话：“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会教书，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员、中央的官员来指挥。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沿着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条路走下去，才有希望。现在我们的大学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学，那么政府就有出钱的义务。为什么？因为办大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无权干预学校内部从行政到学术的各种事务，连北洋军阀时代都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喊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赚钱的吗？教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标。西方的名牌大学，即使很多私立学校，也绝对没有给股东分红的事。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是聘请的社会名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最好地服务社会。现在中国大学变成了一个赚钱的系统，学校领导都是官，分什么副部级的、局级的。这样下来，中国的大学就是两个字的目标：一个是权、一个是钱。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里培养不出大师？”靠这样的大学培养什么大师，简直是扯淡。我们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养猪卖钱，完全失去了大学的精神。问：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学生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在现行体制下，你会给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什么建议呢？阚凯力：这个建议还真不太好说，恐怕还是能出去就出去。以前我主张，在国内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先在中国工作几年，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国去读研究生。这样可以带着中国的问题到国外去学习，学完回来能够有用武之地。当时，对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这时候，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基础知识已经接触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费青春。更大的问题是，在我国，现在已经很难培养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毕业生，她的孩子三四岁了，送去全托的幼儿园。这还是一家比较好的幼儿园，花了他们不少钱，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这个孩子都是哭着闹着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儿园的门口抱着妈妈的腿，哭闹着不肯进去。这时，幼儿园阿姨出来了。孩子一看老师出来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把眼泪擦干，对阿姨说：“老师，我来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我还有一个早年的“海归”朋友，在国内办了十几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终于还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中国。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答复是：为了孩子。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

01 7 月 2012

如何设计理想高考分数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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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网作者：刘瑜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问题是，你被扔到这3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无知之幕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 “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 “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 “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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