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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岛的工程建设热潮。多位经济学家称，中国的经济可能会下跌，但是对于它能如何应对，他们观点不一。

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而北京如何作为——或者不作为——将可能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向。

首先，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有所缓和。但它的经济正遭受着我们经济学家所说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论是工厂、零售店还是基础设施方面，对资本货物都存在过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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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认为，总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总和——能促进稳定，而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在经济困难时期进行干预。但经过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则强调，政府政策通常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现在很多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也是该学派的支持者。

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下跌。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了投机泡沫的危险，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看上去肯定存在泡沫。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会说，北京有提高总需求的手段。例如，它可以调整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让国有银行维持贷款水平，或者动用其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政府似乎也有很多随时可以动工的建设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帮助经济平稳软着陆，之后再实现反弹。

奥地利经济学派则有一些更令人担忧的考虑。中国的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长期为40%-50%。然而如何用好这么大笔的投资，十分困难，尤其是在一个经济上存在偏袒现象的环境里。而且如此高的投资率本来就是人为造成的。

北京经常被指责操纵人民币汇率，以补贴其制造业。政府还将国内储蓄输送到国家的银行系统，给政治上享受优待的企业发放补贴，政府还似乎痴迷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导致国家经济朝着特定的方向不平衡发展。

奥地利学派指出，中国这些过度补贴的投资，可能难得有很好的回报。最开始，这些投资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和财政收入，然而，随着经济周期不断向前发展，新的边际投资价值会变小，并且其分配易受腐败左右。早前眼花缭乱的经济繁荣逐渐消逝，突然，有些决定看上去不那么明智了。这一切可能带来经济的突然崩溃——不是因为总需求太低，而是因为经济在持续生产错误的商品和服务组合。

为了不让投资破产，中国政府几乎肯定会继续使用政治手段，比如通过国有银行向境况不佳的公司提供贷款支持。不过，无论这些公司能否存活，这些投资本身都是一种浪费，最终会破坏经济的运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凯恩斯理论所认为的要低。

而且，有效地刺激中国经济变得愈发困难了。最近，资金外流的速度正在加快，而且， 随着政府开放资本市场，中国企业更加国际化，学会如何利用制度，这个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这再次反映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核心主题，即市场的力量正在颠覆国家所偏好的投资模式，使之无法生效。

就西方经济体而言，在主流经济学家当中，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比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要流行得多。按照传统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市场在配置资源上是非常有效的。可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却很难解释为何有这么多的投资者被欺骗，进行这么多不当的投资。不过，中国的投资数额如此巨大，且带有明显的人为补贴性质，因此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可能在中国更加适用。

乐观的观点认为，中国能够处理过剩的产能和过度建设的问题，政府还可以支持增长过快的信贷投资，而不必支持太久。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经济很快就能取得增长，从而自然而然地支撑起现在的资本结构。经济的低迷只是暂时现象，经济的基本面不会破裂。

悲观的观点则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政府尝试以更进一步的补贴支持投资的举措会极大地限制消费，扭曲资源分配，使中国经济陷入停滞。根据这种观点，以政治手段分配投资的力度将逐步加大，凌驾于市场力量之上。“重新平衡经济”，使之朝着国内消费的方向发展的提议将成为遥远的回忆。中国将更加难于开放资本市场，实现经济的自由化。考虑到中国已经开始面临来自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的竞争，而且人口出现老龄化趋势，中国不可能再回到之前的经济增长轨道上去了。

事情将会如何，尚无定论。但在我看来，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出现严重而持续的失调，就和奥地利学派理论预测的相近。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考虑：在世界历史上，一些国家的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极端高速增长，却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经济挫折，这样的先例有多少？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保持乐观，但同时也对中国的下一个经济周期充满忧虑。

无论如何，中国曾经多次震惊世界——它很可能会再次震惊世界。

本文由2005委员会会刊“海风窗”独家授权发表。阚凯力是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2005委员会成立于2005年，是中国归国留学生的高端组织。

问：我们知道您有在国内外最好大学的教育经历，首先想请您来谈一下您个人的教育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您个人的影响。

阚凯力：确实可以说，我一直都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不只是后来念了清华，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从小学开始，我念的是北京实验二小，中学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由于文革开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

我们那时候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确实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觉得这一点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学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学是为什么？为了考一个比较好的中学，上中学又是为什么？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或者是铁饭碗的工作。这种学习目标，本身就极端地害人，是把学习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课业负担也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乐趣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教育的核心就坏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导，学习本身就不会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每天学到了新东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时候，上课学的东西不解渴，自然而然还会到图书馆去，或者到网上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我们那时候，经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比如上生物课，在自己家里养几只蚕，或者观察院子里的蚂蚁；上物理课，学凸透镜的原理，就拿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把纸点着了；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要通过读书、辩论和独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结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经历。

后来我上了清华，当时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还没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因为成绩比较好，又加试了英语，结果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读了通信技术。

30多年过去了，斯坦福教给我的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电信技术的基础。后来我做电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术上谁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来，我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斯坦福大学给我留下了什么？课堂里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却融化到了血液里面。我在斯坦福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

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有资料显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创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都没毕业就出去创业了，把技术变成了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我当时由于是公派留学生，所以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国要干什么。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所以教育部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没有限制我们出去学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国才几百万部电话，有的地方一个单位都不见得有一部电话，更不要说个人家里有电话了。而在国外电话的那种普及程度，让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电信。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后来，我在电信领域转向了管理，又转向了电信政策和电信体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务于这种社会需求。说的大一点，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在学校里教书，所以比较了解现在的学生怎么想。现在的学生主要考虑的不是社会需求，而是哪个行业挣钱多或者是有铁饭碗。这是从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导致他们学东西特别死，知识面特别窄，根本没办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问：今天中国学生的共性问题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统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什么系统性问题？

我在2000年从电信研究院调到北京邮电大学，成为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上任之后，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在学校到底谁为谁服务？是老师为学生服务，还是学生为老师服务？以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普遍情况来看，不仅是学生为老师服务，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学生也还是在为老师打工！

教授搞到了项目，挣到钱就进自己腰包了，然后把任务分配出去，让学生给自己做项目。有的教授自己开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还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没拿到项目，也没办公司，那怎么办？让学生去公司兼职，把学生给“出租”了。公司一个月给教授四五千，而学生只拿到四五百，变成包身工了。

很明显，这些老师就是在赚学生的钱，难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称为“老板”。这些现象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学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个社会的腐败、学术的腐败和大学的腐败，简直是一塌糊涂、岂有此理！

不是说学生不能在学习之余工作赚钱，而是说学生赚了钱归教授，这在西方绝对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国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规定，每个教授带研究生，要给学校交钱。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学生帮教授赚钱了，所以教授从学生身上赚到的钱，要分一部分交给学校——这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带一个研究生一年要交几千块。

这种教育部的规定，不就是和珅规定的“养廉银”吗？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给朝廷一部分。这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当贪官污吏，连这个给朝廷的养廉银都交不起，实在是浑蛋逻辑。

1949年以前，我们的老清华、老北大，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师就是盼着学生成才，遇到特别贫困的学生，教授会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贴补学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现在却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或者说，学生在教授这里打工几年，给教授赚够了钱，才给你毕业，这就是一种官方合法的卖学历。

当然，还有很多非法的卖学历。全中国有多少“在职博士”？很多是国企老总、高管。私企老板要不要学历无所谓，但是体制内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学历。有几个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们又有几个人来上过课？

他们的博士怎么来的？无非是拿钱买的，而且是拿国家的钱买的。他们以国企或政府部门的名义，给教授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做不做得出来无所谓，这是辛苦费嘛！钱归教授，找点儿发票凑一凑就报销出来了。这样，教授就让其他的学生替这些人上课、考试、写论文，或者干脆“外包”出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产业链，就是论文代写。价格也不贵，几千块钱一份，还有信誉保证，不通过不收钱。美国一年才出三万多博士，中国现在一年就出五六万博士，世界第一。这不是活见鬼嘛？十个有九个是假的！

合法的腐败和灰色的腐败，做的全都是卖文凭的生意，这就是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硕士、博士教育就是这个样子。

问：那么您个人在学校里这么多年，有没有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阚凯力：难呀！大学是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也。”

我2000年到北邮经管院作院长，当时也是满腔雄心壮志。在我们院的成立大会上，我讲话的题目就是“为建立中国的斯坦福大学而奋斗”。我说，清华号称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北大号称是中国的哈佛，我们北邮要为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而奋斗。结果没过两个月，我就不敢再提这事儿了。

我当时做院长，开始还在院里讨论“到底是学生为老师服务，还是老师为学生服务”，后来也讨论不下去了。这就像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讨论官员是不是要公布个人财产。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结果。现行体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很难触动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体制结构了。

南方科大的校长朱清时说过，中国大学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体制不行，校长都是上面指派下来的。转业来个什么政工干部，没地方安置了，就在学校里面添个副校长，然后他就等着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国的《高教法》，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评论就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校长是负得了这个责，还是负不了这个责？

我同意朱清时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邓小平搞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说穿了就是一句话：“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会教书，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员、中央的官员来指挥。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沿着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条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现在我们的大学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学，那么政府就有出钱的义务。为什么？因为办大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无权干预学校内部从行政到学术的各种事务，连北洋军阀时代都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喊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赚钱的吗？教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标。西方的名牌大学，即使很多私立学校，也绝对没有给股东分红的事。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是聘请的社会名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最好地服务社会。

现在中国大学变成了一个赚钱的系统，学校领导都是官，分什么副部级的、局级的。这样下来，中国的大学就是两个字的目标：一个是权、一个是钱。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里培养不出大师？”靠这样的大学培养什么大师，简直是扯淡。我们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养猪卖钱，完全失去了大学的精神。

问：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学生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在现行体制下，你会给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什么建议呢？

阚凯力：这个建议还真不太好说，恐怕还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张，在国内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先在中国工作几年，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国去读研究生。这样可以带着中国的问题到国外去学习，学完回来能够有用武之地。当时，对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这时候，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基础知识已经接触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费青春。

更大的问题是，在我国，现在已经很难培养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毕业生，她的孩子三四岁了，送去全托的幼儿园。这还是一家比较好的幼儿园，花了他们不少钱，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这个孩子都是哭着闹着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儿园的门口抱着妈妈的腿，哭闹着不肯进去。这时，幼儿园阿姨出来了。孩子一看老师出来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把眼泪擦干，对阿姨说：“老师，我来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

我还有一个早年的“海归”朋友，在国内办了十几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终于还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中国。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答复是：为了孩子。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

来源：财经网
作者： 刘瑜

来， 给你出一道题。 假设你来自于火星， 突然被扔到中国， 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 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 不幸的是， 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 就是去上中学， 然后高考。 当然了， 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 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 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 分数线又低嘛。 问题是， 你被扔到这3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 各三分之一。 这个时候， 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 你会怎么设计？
无知之幕这个假设的情形， 不是我的发明， 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 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 叫 《正义论》。 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 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 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 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 他有一个术语， 叫 “无知之幕”， 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 一个站在 “无知之幕”后面的人， 既可能是比尔·盖茨， 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 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 万一 “无知之幕”一拉开， 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 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 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系统卖5000美元一套， 万一 “无知之幕”一拉开， 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 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 你站在 “无知之幕”后面， 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平权运动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 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 和他们的回答： AffirmativeAction （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19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 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 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 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 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 政府招标时， 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 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 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 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 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 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 “平权行动”的热点。 有的大学， 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 拉美裔申请者 “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 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 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 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到90年代中期， 一个曾经几乎是 “纯白”的学校， 已经被 “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 39%的亚裔； 32%白人； 14%的拉美裔； 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 人们开始对 “平权行动”嘀嘀咕咕， 其主要的矛头， 就是它矫枉过正， 形成了一种 “逆向歧视”。
1978年的 “巴克案” （BakkeCase） 打响了反对 “平权行动”的第一枪。 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 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 与此同时， 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 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 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 我白招谁惹谁了？ 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 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 “平权行动”。
紧接着， 嘀咕发展成了议论， 议论发展成了抗议。 最著名的抗议， 来自19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Wilson。 他抗议道： “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 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 ”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 “平权行动”的运动。 1995年6月， 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 “平权行动”。 1996年11月， 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 就业、 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 “平权行动”。 1997年4月， 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 受到加州的影响， 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 要铲除逆向歧视的 “平权行动”。
程序正义取消 “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19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 “平权行动”的第一年。 在这一年里， 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 从19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1998年的191个； 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 各大学校方很有点 “辛辛苦苦三十年， 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 “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 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 “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 2003年6月23日， 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 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 但同时， 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 “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 这与其1978年对 “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 原则上支持 “平权行动”， 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 “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 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 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 而法学院 “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 是5比4惊险胜出的。 Peter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 终于把 “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逆向补偿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 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 是一个 “程序性正义”和 “补偿性正义”的矛盾。 “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 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 兔子也好， 乌龟也好， 你就跑去吧。 “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 就是对 “历史”、 “经济”和 “文化”的无视。 一个经历了245年奴隶制、 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 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 文化、 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 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 但 “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 由谁、 如何、 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 文化和经济遭遇？ 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20分， 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 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 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 分值又有什么不同？ 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 谁更应该加分？ 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 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 这种 “补偿性正义”的原则， 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 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 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 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 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 美国最高法院对 “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 也是一种智慧。 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 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 否定了纯粹的 “程序正义”； 另一方面， 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 经济问题， 又支支吾吾。 毕竟， 就算是爱因斯坦， 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 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 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 承认你矫捷的身手， 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 因为在 “无知之幕”的背后， 你可能是一只兔子， 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 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 来自火星的你， 被扔到大城市、 内地、 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 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 3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 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 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 其他两个地方一样， 因为那些地区贫穷， 教育条件有限， 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 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 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 其他两个地方一样。 因为……因为……咦？ 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 这三种选择， 第一种叫 “程序性正义原则”； 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 第三种， 姑且称之为 “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完）

对内向和外向的探讨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史以来，诗人和哲人一直在思考内向与外向。这两种性格类型都出现在了《圣经》和古希腊、罗马医学家的著作中。一些进化心理学家说，这两个概念的历史要比这早得多：动物界也分内向的与外向的。凯恩说：“跟其他互相补充的成对范畴如男与女、东方与西方、自由与保守一样，没有这两种性格类型人性就会变得面目模糊甚至绝迹。比如罗莎·帕克斯和马丁·路德·金的互补：一个气势逼人的演说家在一辆实行种族隔离的公交车上拒绝让座，其效果不如一位更喜欢保持沉默的羞怯的女士那样做。如果帕克斯站起来说她有一个梦想，她就不会让车上的人感到震撼。但有了金博士的帮助，她不需要那样做。”
凯恩认为，现在社会过于推崇外向性格，无论是教育还是公司布局都是外向导向的，这给内向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不利于他们潜能的发挥。现在人们经常说，想有所成就必须大胆，想快乐必须合群。但有1/3至1/2的美国人性格内向（鉴于美国是最外向的国家，其他国家内向者的比例应该更高）。如果你不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那你的孩子、手下、配偶或者朋友肯定有性格内向的。很多人被迫假装自己性格外向。操场里、高中的更衣室里、公司走道里有很多没被认出的尚未“出柜”的内向者。

1921年，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出版了《心理类型》一书，内向和外向变得流行起来。荣格说，内向者会受到内心的思考与感受的世界的吸引，外向者会受人与活动等外在生活的吸引。内向者专注于他们理解的周围事物的意义，外向者扎入事件本身。内向者通过独处充电，外向者在社交不足时需要充电。如今有的学者认为荣格的思想已经过时了，有人认为只有荣格是对的。但心理学家一般都会赞同：内向者和外向者需要不同程度的外在刺激。内向者觉得刺激少正好，如当他们跟好友品酒、做填字游戏或读书的时候。外向者更喜欢结识陌生人、从陡坡上滑雪而下、音响放得震天响。内向者在假期更喜欢安静地读书而非在游艇上开派对，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跟一百册书或一百粒沙子相比，一百个人太刺激了。
外向的人更喜欢行动而非思考，喜欢冒险而非小心谨慎。他在团队中工作时做得更出色，他喜欢交友。现在内向与它的表亲敏感、严肃和害羞是二等性格。但一些伟大的思想、艺术和发明，从进化论到凡高的《向日葵》和个人电脑，都出自内向的人之手。没有内向的人，世界上就不会有万有引力理论、相对论，不会有叶芝的“二次圣临”、肖邦的小夜曲、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不会有彼得·潘、查理·布朗、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辛德勒的名单》、《E.T.》、谷歌、“哈利·波特”系列。无视刺激而非接受刺激的性情造就了许多智力和艺术成就。不管是质能方程还是《失乐园》，都不是派对动物们一挥而就的。即使在不那么明显的内向的职业如金融、政治和社会运动中，一些最伟大的突破也是内向者做出的。戈尔、巴菲特、甘地都是借助他们的内向而非克服他们的内向做出他们的成就的。

凯恩指出，内向不等于害羞。内向的人只是更喜欢安静，更喜欢刺激更少的环境。害羞是害怕别人的非难或羞辱。内向、外向、害羞、不害羞有四种排列组合：安静的外向者、焦急的外向者、安静的内向者和焦急的内向者。所以有人是害羞的外向者，如芭芭拉·史翠珊，想跟很多人在一起，但又担心众人的品头论足，还有不害羞的内向者，如比尔·盖茨，喜欢独处但并不在意别人的意见。在《荒原》中说他“可以在一把尘土中展示恐惧”的T.S.艾略特则是既害羞又内向。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突然想装逼却发现旁边没有人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把你要装逼的内容暂时存储起来，等到有人的时候拿出来再装，这就是“云装逼”的概念。

一、装B之读书

世界上总是有那么群爱装B的人，所以才有这篇不完全装B手册，为什么不完全呢？因为装的艺术是要表现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而我在此仅探讨几个关于读书的装B问题。
唐代非著名诗人章碣曾很感慨地说“刘项原来不读书”，如果能做到刘邦、项羽这么牛B的人，是不需要靠读书来装的，但一个社会同时只能容纳一个这种牛人，不可能实现大家共同装B的愿望，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所以这里不推荐。

大人们总是教育小孩子，通过读书来装B，闷头读个20年的书，然后再出来装

可这样有意思吗?

我觉得没意思，20年读出来，你就已经牛B了，还有啥装的乐趣？

废话不说，入正题——————–

第一， 古典文学是必须的，它可以装出一个人的深度，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卜伽丘的《十日谈》或是某某的《某某某》随便弄几本来撑书架。装B的最高境界，只需要买几册简装本，而且还不能买什么《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种连扫地大妈都知道的，专拣那些别人连听都没听过的买，这就是品味。

试想，某天，一个小B跑你家来，看到书架上有几本莎士比亚，正想装一把牛B的文学青年，可拿下来一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傻了眼，然后假装翻了几页，看到你不经意间夹在里面的书签，一张上世纪某天的歌剧门票，还不把他震撼得一败涂地？就这么几下，啥也不用说，你就已经和普通的小B拉开了好几个层次。

另外，这种书上一定要积一点小灰，这是历史的厚度，至少说明这本书不是刚买来冲样子的，但也不宜太厚。关于书的新旧也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全新的肯定不行，那是暴发户的书架，但也不能太旧，这毕竟是文学类书籍，不是工具书，所以弄的破稀破烂的只能说明你读书的时候不爱惜，最佳的装B方法是保持书的新度，然后再不经意间（注意，一定要“不经意间”地去做）在某页折个角，在某行划几道线，如果你的字太烂，笔记就别写了。

OK，现在你古典文学的造诣，已经达到了名牌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的水平，对于文学青年这种肤浅的称号，你可以永远的说拜拜了。

第二， 专业书籍。一个牛B的人除了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外，掌握几门专业技能也是必须的（文学不能当饭吃），所以弄几本看起来很professional的书当道具也是不可少的。首先，和那些xx入门、xxDIY、xx初级指南一类的书一定要划清界限。要时刻提醒自己，你现在是一个很牛B的专业人士人了，你要看的是那种非专业人士一看书名就晕，普通专业人士一翻内容就吐的书。

最后在强调一次，一定要professional

第三， 流行书籍。一个牛B的人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脱离了人民群众你TM装给谁看啊），所以一定要和社会流行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孔子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和这个道理一样，距离要保持一个度。比如现在论语很火，你可以在床头放一本原版论语，体现你也是一个很潮流的牛人，但切不能放个白话文或是于丹的杂文；易中天很火，你也不能买他的新书，太俗，要买也得买他出名前的，比如《读城记》，这就是保持的一个度。

第四，说一说 书籍的放置问题。严肃的古典文学一定要规规矩矩地放在书架或书桌上，切不可随手扔在沙发上，除非你想装成一个叛逆派牛人。而沙发上可以随便扔一些杂志，体现出你日常的品味。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也不停地在寻找答案。从鸦片战争开始，中西的碰撞，西方就是要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但是，中国人对此，却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全盘西化，西方的拉扯，产生了直接的效力。但是，20世纪，作为牵引者的西方，自己发生了分裂。在现代化的问题上，似乎出现了好些岔路。德国道路，日本道路，以及后来苏俄道路，都是足以诱惑中国人的终南捷径。作为选项，日本的军国民主义，苏俄的社会主义，甚至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曾经被国人考虑过。其中前两项还进行过大规模的试验，苏俄的社会主义，到1956年中共才松口要做局部的修订，直到改革开放全面推行，才算勉强放弃。

　　改革开放30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认为中国是要去美国。中国人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却一直在比照着纽约建设现代化，害的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无论哪个中国城市，看上去都像纽约。像纽约的中国，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却让世界放心。89年的事，让世界吓了一跳，好在时间不长，中国似乎加快了迈向纽约的步伐。在江时代，又传出革命党要转型建设党，资本家可以入党了，西方就更放心了。可惜，好景不长，到了胡时代，中国头绪纷纭，毛的阴影重现。GDP疯狂增长，军事力量抬头，伴随红旗猎猎，红歌阵阵，西方开始迷惑了：这个神秘的中国，到底要去哪儿？
中国要向哪儿去呢？其实现任的总书记不知道，宣称要“五不搞”的委员长也不知道，有人说，他们要去朝鲜，但他们其实只是想维持现状。但是现状却一团糟，弱势群体不满意，中产阶层不满意，连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满意。具体地说，老板不满意，职工不满意，国企干部不满意，员工不满意，官员不满意，知识分子不满意，城镇居民不满意，只有留在农村种地的老弱农民有点满意，出来打工的都不满意。
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说起来，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见得高楼在起，马路在修，铁路在延伸，而且还有了高铁，天上飞的飞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有钱人越来越多，自己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无论旅游还是留学也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农药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种损害人们健康的食品添加剂，变着花样被发明出来。原来便宜的出行方式在萎缩，出行需要花更多的钱，开车出行，公路收费有增无减，坐飞机则总是碰上航空管制。房地产成了经济发展的龙头，地方政府卖地获利匪浅，但强拆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拼死抗议。高昂的房价，使得炒房成为中国获利最多的事业，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为子女买房的父母最后一滴血。社保没有做完，医保还遥遥无期，医患矛盾，经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学十年扩张了不止十倍，城市里学校的硬件改善了很多，但学校教学的内容没有多少改革，依旧是政治导向的标准答案式的模式，很可怕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却把整个社会拖入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状态，学生和家长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矛盾日益尖锐。在人们眼里，一些老师和学校已经成了收保护费的匪帮。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于城乡二元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制度改革停滞，根本无法解决目前非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白领人口，规模相当庞大，加上非本地户籍的蓝领工人，以及外地摊贩和其他人员，正是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够正常运转。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一度过的不错的城市中产，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不管金融危机，不管企业倒闭，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大力度的税收加上税收过程中传统的跑冒滴漏，使得民众和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奇高。与此同时，政府的三公开支，党活动经费（各地党校都获得大笔资金，大兴土木），维稳经费都在直线上升。政府和国企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国进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过去退出的竞争领域。民营资本从石油业彻底驱逐，煤炭业也正在退出，电业和通讯以及传媒，原本就没让进去。总之，现在的中国，官家拥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城乡，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原本中国高能耗，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就有隐患，而在金融海啸到来，政府盲目投入大笔资金，拉高GDP，使得通货膨胀高企，极大地抬升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未来的危机，很可能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重叠到来。
造成这一切，根本问题是胡时代这十年，改革是停滞的。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必须跟上，否则机件就会卡壳。但现在解决的办法是靠拼命地浇油，人为拉高增速来应付。结果十年下来，中国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垄断国企的改革问题，市场的完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户籍问题，官民结构的问题，司法改革的问题，党政关系的问题，行政机构的改革问题，进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实行民主化的问题。江时代，这样的问题已经凸显，胡时代就应该面对的。但十年过去，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顶多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有些地方，还大幅度倒退。意识形态的重建，从三个代表，退为空洞无物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者完全丧失了话题设置能力，长时间失语，无论什么话题，只能用“不许说”三字经来应付，一丝道理都不讲。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论上从法比党大，退为三个至上（法律、党、人民利益并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过程，律师的生存空间大幅度萎缩。连嚷嚷多年的党内民主都遥遥无期，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于教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让教育变成行政化的垄断的国家产业，使教育和学术彻底败坏，沦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虽然在胡时代，毛左的势力迅速膨胀，气焰嚣张，但当政者并没有这个本事，让车轮倒转，拉中国回到毛时代去。但是前进却也非他们的本愿，于是，整个的调子和步骤，就是维持。所有的措施，都是临时性的，招法，都是技术性的修修补补。官话，套话，敷衍话流行，凡有举措，不是作秀就是应付。因此，他们不肯进一步推行市场化改革，生怕作为党产的垄断国企吃了亏。他们不敢让教育回归本源，因此教育只能沿着党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进司法改革，理清党和法的关系，司法就从党的领导，变成党的书记的领导，进而变成书记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废了。司法不起作用，正常的市场秩序就无从建立，而市场的行政干预，也就是党的干预就无所不在。司法不起作用，民间的正常调解就无从实现，上访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党政领导。造成一个世界上唯一有信访体系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最大任务，居然是层层截访。司法作废再加上媒体的管制，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众有冤无处诉的国家。偌大的国家，到处都是诉冤的人，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媒体，一个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状信，网络的论坛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会戾气越来越重，爆炸，凶杀，虐杀，砍杀幼童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稍有名气的公共知识分子，每日都被告状诉冤的人包围。当然，每个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时刻准备着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身心俱疲。不仅维稳经费企高不下，据说已经超过了军费，维稳的人，也已经疲惫不堪，维稳的成本，事实上已经接近无法承受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左派还是右派，都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变的话，可能要出大事。但怎么变，向什么方向变，却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张回到毛时代，新左热衷国家资本主义，自由派主张依旧去美国。伴随儒学的复兴，有人附和当局以儒教济中共意识形态之穷的尝试，一边鼓吹儒教，一边贩私挣钱。但也有人主张真的重建儒教，以教治国。一时间，儒教宪政主义，道家宪政主义，都粉墨登场。基督教也在压制下悄然扩张，有人认为，今后的中国，很可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自然，基督救世的主张，也在弥散。更多的人们，是感到失望甚至绝望。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从企业家到学者再到演员甚至官员，选择了用脚投票。移民潮一浪高过一浪，精英出逃，已经成为这个看起来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民间思想的活跃，精英的出逃，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实动荡的刺激。这样的现实，当局当然不会不清楚。但是，目前执掌最高权力的几个人，并不想有所作为，似乎也无力作为。中共的统治，自毛以后一直沿着权威递减的路径行进，江泽民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已然不复存在。严重缺乏权威的领导人，驾驭各方势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权力碎片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中共体系无论条还是块，都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在各方竞争和博弈面前，最高领导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摊和维持。这样的一种“软弱涣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党内的竞争和内斗。原本，极权状态下的团结，就是权威高压的产物，一旦权威不存在了，头些年还心有余悸，到了后来，涣散的速度会很快。为了博出位，不按规矩出牌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党内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跃。既有主张党内民主的，又有主张宪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当然，主张回到毛时代的议论也甚嚣尘上。各派之争，既是争权位，也是在找出路。虽然说，中共早已进入了非意识形态的时代，多数人对所主张的主义，未必有信仰，但把主义作为工具，人们还是有某种的执着。

显然，对于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种既能维持中共传统，又能稳住局面，同时又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是最合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很时髦的重庆模式，按道理应该很对当局的脾胃。虽然重庆模式的主导者未必是毛时代的信仰者，煞费苦心弄出这样一个所谓模式，无非是为了在日后权位竞争中占个好位置。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打黑话语下的警察统治，严格的媒体管控加行政内部高压，红色意识形态的皮毛加上一点民粹主义，整齐划一的城市管理加上民生建设，经济上则市场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威权统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经济上这种模式可以维持下去，民众可以适应这种圈养的生活，就可以实现在不做体制大幅度调整条件下的中共的江山永固。不用说，这样的一幅图景，对体系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莫大的诱惑力的。
但是，这样的模式，走到极致，就是纳粹主义，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获得短时间的成功，因为他们拥有一批狂热的信徒，而且可以借此俘获多数德国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当日的意识形态魅力，以及操纵民众的能力，庞大的组织网络虽然还在，但组织中人已经没有了信仰。宣称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对自己这一套也没有了起码的虔诚。改革三十年，中共已经亲手缔造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任何一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义，哪怕是邪恶的理想主义，都没有生存的余地。也就是说，这样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压力，他们自己就玩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改革30多年，原来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子，见识了国际化的市场，饱尝了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好处，聚敛了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原来的特权，在市场面前，已经沦为土财主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是权贵集团和他们的家族。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不可能不开放，尤其是不能不对美国开放。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像今天这样，对美国有如此强烈的依赖。表面上对美国的敌视，无非是安抚国内爱党愤青的一种表演，一种基于美国人权攻击的一种不得已的反应。他们当然不乐意中国实行美国的制度，但却死也不会放弃跟美国走的好处。在保持开放的前提下，统治者就不能不顾及世界的反应，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反应。
当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经进入第四波，连一向保守的伊斯兰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独裁专制的空间，越来越小，世界当然更不可能允许中国滑向极权主义。反过来，今日的中国，已经不能离开世界而独存。回到昔日的孤立封闭的环境，权贵家族首先就不会肯，当然，民众也不肯，城市的中产更不肯。事实上，如果重庆模式算是一种未来的选择的话，一个政权没有与世界为敌的决心，是无法按下选择的按钮的。
重庆模式此路不通，但变化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继续维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历朝历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府的崩溃，都不是敌手力量超过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骚乱，人心的普遍不稳，动摇了统治机器的信心。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中国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连所谓异议分子都不成气候。但是，并不意味着统治就不会崩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的崩溃，是一种玉石俱焚的乱局。虽然说当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对者，都不乐意见到这样的乱局，但时事的发展，却并不一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胡时代已经行将结束，未来的接班人，不管他们乐意与否，都得面对一个乱摊子，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如果说，百年前满清统治者改革的压力，还主要来自外部，而现在统治者的压力，则主要来自内部。不仅来自民众的不满需要应付，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压力，同样是难解之局。在权威尚在的时代，权力的分配与交接，老权威一句话就可以一锤定音。但是，现在权威的失落，已历两代，谁上谁下，靠内部协商，越来越困难。改革30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格局已经大体形成，党内有派，不再是一个秘密。越往后走，权力分配就越难协调。如果最高端的权贵大体能达成一致，权力核心圈也势必要扩大，不再是十几个人之间的协商。这样的话，未来的中共统治，将是寡头权贵式的，用中共的话语讲，就是扩大了的集体领导。这样的可能性，至少从表面上看，出现的概率非常高。
不过，如果仅仅把最高决策权力扩展到几十个权贵家族，想要借此稳定政局，还是有很大的难度。首先，中国自实行科举制一来，权贵世袭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不得人心。也可以说，世袭政治，不是中国近一千多年的传统。在中国搞世袭政治，首先面临文化上的反弹。文化上的反制力量，会极大地压缩统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础。其次，这样的权贵集团统治，前提是这个集团内部的团结。虽然说，从理论上讲，他们的团结是权贵寡头共同利益所在，但是，权贵就是权贵，遑论他们的父辈就在政治斗争中斗得你死我活，就是现在，何尝不是互相厮杀，尔虞我诈。在历史上，从来统治集团的团结，都对他们整体有利，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团结过，现在也很难例外。团结难以维持，平衡就会打破。凡是在竞争中自感失败的人，很难说不会打破规矩和默契，从集团外围争取奥援，从而反败为胜。所以，决策圈继续扩大，由权贵寡头转为权贵民主，也不是没有可能。而现在一直在喊的党内民主，则给这种权贵民主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平台。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能从常委的集体领导，变成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再变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到了这个地步，党内的选举是不可避免了。权位如果不能通过权威来认证，那就只能通过协商认证，协商不成，就只能通过程序认证了。而选举这种程序，走遍天下，人们都会认可的。
只是，这样的有限制的党内选举，仅仅是一种扩大了的权贵政治，似乎也并不必然会顺理成章地转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从中共党内落到地上，关键要看社会力量所施加的压力，还要看这样的党内民主，社会治理的效力。具体地说，要看几项重大而且关系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见起色。第一，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运作。第二，医疗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教育改革能否启动而且初见成效。第四，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进，让司法起死回生，起到应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经验，在官僚体制锈蚀而且腐败的情况下，单靠单一的行政杠杆，是根本无法进行哪怕很轻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变质，变成官员敛财的工具，唯一的办法是实现开放式的改革，把社会力量引进来。这样的话，势必要开放报禁，推行地方自治，打开大门，让中产阶级进来，参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员的腐败，改善执政党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及社会力量的成长评价不高。但是，最近几年，情况似乎有了变化。网络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他社交网络工具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社会力量成长的窠臼。社会暗潮涌动，各种势力抬头。不仅学院知识分子，律师，艺术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职业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跃，原来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娱乐界人士也纷纷加入对时政的批评。各种身兼房奴、车奴和孩奴的白领，比起从前，有了更多的议政积极性。从前娱乐至死的网络，忽然之间就变了模样。依托微博，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反抗，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战执政者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冲上去质问当权者，敢于冲破各种禁忌。各地对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不仅没有让人们退缩，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竞选。手机上网的普及，人人手里都有了摄像机，公民记者，由于微博的存在，开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热议的话题，很快就会成为平面媒体关注的对象。原来的舆论管制，开始失效。温州动车事件，一向听话的媒体公然抗命，总理主持的记者招待会，现场记者居然会大声抗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它们的官员，感觉到了莫名的压力。由于网络或者微博化生存，已经是几亿人的一种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难用关网或者封掉的方式处理之。一直嚷嚷加强管制，却也没找到合适的方式。通过微博这个后门，中国的社会力量似乎已经出现了，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让人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以至于今后中共的改革，自己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基于以上判断，我对今后中国的变化，保持审慎的乐观。不可否认，这样的变化，具有很大的风险。多年的革命教育，培养了太多的社会戾气，太多非理性的思维和情绪，暴民之多，比起其他国家，也算是一种特色。中共党内，顽固的保守势力还有相当力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依然支配着相当多的老干部。党内捞一把就撤到国外的人们，并不希望中国变好，反而力图尽力把水搅浑。当然，更大的变革阻力，恐怕跟历史有关。毕竟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一旦开放报禁，他们会担心舆论的开放，最终会揪历史旧账，而彻底瓦解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现在统治集团的崩解。这样的担忧，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如果如果因为这种担心就死拖着不改，像张木生说的那样，等于是拿着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恐怕结果更糟，下场更惨。反之，如果及时补救，用现在果断的改革为中共挣分，未来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国民党那样暂时下野，也有可能重新执政。有了选票的支撑，执政就名正言顺了。
像国民党那样转型，无疑是中共最乐观的前景。通向这前景的变数非常多，风险也极大。这个风险，不仅是中共的，更是这个国家的。其间，寡头政治，扩大的寡头政治，党内民主，都是一种可能的选项。只是这样的选项，都是事实上的不稳态，必须得继续变下去。只要中共没有被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绑架，变化的概率在我看还是比不变的概率大。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变化开始，向什么方向走，很多时候并不以当局的意志为转移，到底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
有人总结了清末的历史教训，说统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选择，是宁可等死，不能找死。其实，清末改革过程，一直都有革命，革命党人的造反是一个恒量。但革命有了机会，不是因为改革，而是因为改革走上了歧途，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大肆收揽权力，排斥汉人，结果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地方士绅，才给了革命成功的机会。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倒退。当年的革命党，最担心的是政府改革，而非不改革，不改革的清政府，被推翻的机会，要比革命大得多。历史告诉我们，作为统治者，等死的下场是最惨的。很多王朝的所谓中兴，其实就是改革换来的，不改的话，早就提前灭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传统威权的统治者，最明智的要数国民党，只有它，实现了从威权向现代政党的转型。使一个百年老党，走向了新生。吸取历史的教训，前提是历史必须是接近真实的，如果总是拿自己当政治课给人灌输的历史来当真事，只能自己蒙自己。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