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前后，韩寒在博客上相继贴出了《 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文， 所表达大体上是“对暴力革命绝望、对低质民 主失望、对文化自由希望”的一层意思，文风 上也与以往他的文章不同，有了相当的变化 ：少了嬉戏调侃，多了严肃庄重，也是他少 见的直接发表对于宏大政治命题的见解。这 注定是要被历史记住的三篇文章（特别是第 一篇），不是因为他提出了怎么惊世骇俗的 观点或者指出了切实可行的道路，而是抛砖 引玉（也可能是抛玉引砖了），让这些个个 都是敏感无比以至于成为禁区的名词，终于 让大家有了一个敞开讨论的机会，各路人马 的表达欲前所未有地井喷。这便是韩寒无可 争议的影响力，他贴出了三篇文章，和这个 世界谈了一谈，便点燃了蛰伏好一段时间的 启蒙或理性辩论，也无意间接过辛亥革命百 年后的话题，延续了中国人近代百年以来有 关中国的出路与未来的思索。
娜拉回来与“德先生”的落寞
首先要说的是，关于民主、革命、自由 的著作与论述，汗牛充栋，再牛逼的人物， 你也不能说都读过。所以，对于韩寒不读书 的指责，十分可笑。更何况，每个人对于这 些名词与内涵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因此这 些没有明确定义的名词，如何解读都是可以 理解的。更何况，这些名字之前早已被添加 了各种修饰语，也便有了更多令人眼花缭乱 的新意，诸如“光荣革命”、“天鹅绒革命”等等 ，意义就更为外延、深入了。
尽管看法不一态度迥异，但透过这样的 一场讨论，可以看出，在如今这个利益格局 多元化、社会分层多样化的社会形态下，各 种纷呈的观点其实是各种思潮的集中反映， 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 主义等纷纷在此碰撞。这是一件好事，大家 都讨论，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不同视角与 出发点之别。
关于“革命”“民主”“自由”的讨论，在中国 这一百多年里起起伏伏，早已面目全非了。 新文化运动时就被抬得高高的“德先生”与“赛 先生”，“赛先生”现在早已落地生根遍地开花 之时，“德先生”却依然犹如天边一朵云，这估 计是百年前人们绝对难以预料到的吧。事实 上，就笔者个人来说，从这个讨论的一开始 ，我就感到无比的无奈与难过，在科学领域 早已走向太空、开始研究超光速中微子的时 候，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我们却还在不停 地重复着辩论着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民主是 好还是坏之类最古老的社会命题；在人家早 已开始反思民主制度带来的一些弊端的时候 、社会稳定得连几个人在华尔街打地铺就成 为重大群众性事件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要 不要民主、要不要革命，革命之后会带来什 么的问题。这真让人有些难过，正如一个面 黄肌瘦的人，还在毫无意义地讨论要不要吃 汉堡包，而人家已经在反思汉堡包对于身体 的危害了。更可恶的是，还有人站出来说， 你看，人家都说汉堡包是垃圾食物了，我们 是千万不能吃的，还是饿着走自己的路吧。
但尽管如此，还是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梳 理。韩寒所言的革命或革命之后的担忧，在1 923年12月鲁迅也表达过，在北京女子高等 师范学校做了《娜拉走后怎样》演讲中，他 提出了“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命题，其中的 隐喻是——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 旧秩序、旧文化，具有强烈的革命意义；但 出走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解决，革命便 只有类似于娜拉出走以后的两条路：“不是堕 落，就是回来”。不过鲁迅也同时指出，“中国 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 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 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 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这里的鞭 子，我们可以理解为外来的力量，也可以理 解为相对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于是 ，这也就说明，在权力的惯性之下，没有外 力的推动，是很难改变的。但革命如果不是 药方，出路又在哪里呢？很显然，鲁迅也只 能回答“我想这鞭子总要来……但是从那里来 ，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但到 了现代社会，这个答案，其实应该是不言自 明的，那就是要公民社会发展与成熟起来。
革命与民主：托克维尔的忧虑
出身在同样有着革命惯习的法国，托克 维尔对于“革命”“民主”“自由”无疑有着与我们 这百年来国人相同的心境。他对自己的法国 同胞，有着严厉的指责。当然，他也对当时 最为优越的政体下的美国有着深刻的观察与 思考。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认 为民主制度所以能够在美国发芽扎根，得益 于三个要素——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但 在这三个要素的重要性上，他又认为法制比 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 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这里的民情，换 成中国特色的词汇，就是“素质”了。
他对美国的民情的赞辞溢于言表，对法 国乃至欧洲的民情却大为不满，他说到：“有 一些欧洲国家，其居民……对自己村庄的遭遇 、街道的治安、教堂教士的处境，都无动于 衷。他们认为，这一切事情与他们毫无干系 ，应由被他们称作政府的强大的第三者管理 ……他们对一个小军官的随意摆布都能表示服 从，但当部队撤退以后，他们就象战胜了敌 人似地敢于冒犯法纪。因此，他们将永远在 奴性和任性之间摇摆。当一个国家达到这样 地步的时候，它就得改造自己的法律和民情 ，否则就将灭亡，因为它的公共道德的源泉 已经枯竭，它虽然尚有百姓，但已无公民。”
这些话听起来，与韩寒所表达的意思如 出一辙。不过，与韩寒不同的是，托克维尔 更犀利地指出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与背景， 我们可以看看托克维尔对当时法国的情形是 怎么说的：“专制制度比其他任何政体更助长 这种社会所持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 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 展下去了。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一心关注 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 蜷缩在狭隘的个人主义中，公益品德完全被 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做斗争， 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 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性，一切互相的需求， 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 ；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紧闭在私人生活 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 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 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当然，体制同样又是这个社会的人组成 ，于是这其中的关系，就如韩寒说的是鸡和 蛋的问题：体制也曾经是民众选择的，然后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体制，造成了民众的“素质” 问题，“素质”又加剧了体制的恶习，最后恶体 制更加让素质恶化，终于陷入无解的循环之 中。
公民社会才是根本的出路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说 到：“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 会产生，对此，我深信不疑；革命只不过是 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藉此人们使政治状况 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 应风尚。”这也暗示着，除了时间上的差别， 不管革命与否，最终都是需要或者走向一个 思想成熟、法律至上的良好社会状况。而这 无疑清晰地指向了公民社会的形态。比起韩 寒带着极为悲情的近乎乞求的“要自由”诉求， 还不如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培育出一个健康 的公民社会。这一点毋庸置疑，中国的民主 先行者——台湾与香港，无一不是有着较为 发达的公民社会。
现在中国的民间力量，大家都早已见识 到了。但同样是这样的一批人，可以在汶川 、玉树大地震后，众志成城，可以在平日里 相互不关远光灯，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行 为，原本是很正常的，不能就此认定素质高 低与否。素质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在实践、 参与中自觉自愿地培育出来的。如何自觉自 愿培育呢？答案是：参与！学者吴思在《造 化的报应》一文中,就对这些长期被人诟病却 又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无公德的劣行,进行了 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公德无非是主人翁的道德 ，不是主人翁，继续当臣民甚至奴才，这道 德便没了根基。于是，不难发现，真正地改 变不管是“素质”还是“民情”，唯一的途径，就 是让更多人能够回到游戏规则中。而如何让 人们重回游戏规则？其实也同样只有一条唯 一的途径，就是让更多的人自己参与到游戏 甚至游戏规则的制定之中，也就是说，这个 公民社会是所有参与者的建构的。然后才能 积极有效地参与每一件与我们自身利益攸关 的日常行为，最终促成一个良序社会。
公民社会为何是根本出路？很显然，它 可以避免因为那些名词所引发的争论，因为 公民社会与素质论无关，更没有必要开口闭 口在争论那些宏大的语意不清的名词，所有 的争议，早已消化到每一个具体的实践与事 件中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它不是改良，却 可以避免社会的大动荡与暴力冲突，因为公 民社会中有“公民”，这本身就意味着是承认现 状（不一定要认同）之下的身份定位的，所 以不存在暴力革命、推倒体制、另起炉灶的 必要，它的发展，指向的民众自己的自我管 理与扶持，而非针对体制，所以几乎无危害 性。它还能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一个广 阔的缓冲地带，避免了二者的直接对峙。公 民社会所能够形成的权力制衡，是以合理合 法的权利来约束和制衡权力，而非一种权力 对另外一种权力的紧张乃至争斗关系。
因此可以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革 命，民主也不会从天而降，自由也是难以讨 要到的。于是，我们必须仰赖公民社会的建 构，培育公民社会，培养社会力。因此，开 放民间组织、实行农村自治、社区自治、行 业自治等民间的自我管理能力，势在必行， 以此才能培育公民有更多的公共关怀。当然 ，这就需要从影响力的人开始，比如，韩寒 在批评的同时，是否能够更进一步，号召一 次关远光灯运动呢，如同随手拍解决拐卖儿 童与免费午餐项目一样，从更具体化的活动 中感知与体验公民社会的好处与温暖，是否 比大谈大而空的革命、民主与自由，来的更 有意义，更有建树呢？也不要再显得有些一 厢情愿的“不清算、向前看、各让一步”。
简而言之，有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 ，有了大量的民间组织，尤其是中产阶层的 组织，再通过这些组织以及参与这些组织， 我们的社会公民，才可以更好地遵守与建立 规则、学会理性解决分歧、组织化地保障权 利。应该有更多人的，在这种口水战之后意 识到，不管是革命、民主还是自由，公民社 会都是它们的充要条件，绝对不可或缺。更 最主要的，种种的事例表明，公民意识已经 成长、公民社会已经在路上，这是任谁无法 逆转的，希望正在前方。
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2012年01月01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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