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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对中国经济的两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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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Hong/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中国青岛的工程建设热潮。多位经济学家称,中国的经济可能会下跌,但是对于它能如何应对,他们观点不一。 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而北京如何作为——或者不作为——将可能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向。 首先,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有所缓和。但它的经济正遭受着我们经济学家所说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论是工厂、零售店还是基础设施方面,对资本货物都存在过度投资。 相关文章 中国7月PMI指数延续下滑 中国经济能否挺住?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答案部分取决于你所属的经济学派。 凯恩斯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认为,总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的总和——能促进稳定,而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在经济困难时期进行干预。但经过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则强调,政府政策通常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现在很多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也是该学派的支持者。 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下跌。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了投机泡沫的危险,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看上去肯定存在泡沫。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会说,北京有提高总需求的手段。例如,它可以调整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让国有银行维持贷款水平,或者动用其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政府似乎也有很多随时可以动工的建设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帮助经济平稳软着陆,之后再实现反弹。 奥地利经济学派则有一些更令人担忧的考虑。中国的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长期为40%-50%。然而如何用好这么大笔的投资,十分困难,尤其是在一个经济上存在偏袒现象的环境里。而且如此高的投资率本来就是人为造成的。 北京经常被指责操纵人民币汇率,以补贴其制造业。政府还将国内储蓄输送到国家的银行系统,给政治上享受优待的企业发放补贴,政府还似乎痴迷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导致国家经济朝着特定的方向不平衡发展。 奥地利学派指出,中国这些过度补贴的投资,可能难得有很好的回报。最开始,这些投资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和财政收入,然而,随着经济周期不断向前发展,新的边际投资价值会变小,并且其分配易受腐败左右。早前眼花缭乱的经济繁荣逐渐消逝,突然,有些决定看上去不那么明智了。这一切可能带来经济的突然崩溃——不是因为总需求太低,而是因为经济在持续生产错误的商品和服务组合。 为了不让投资破产,中国政府几乎肯定会继续使用政治手段,比如通过国有银行向境况不佳的公司提供贷款支持。不过,无论这些公司能否存活,这些投资本身都是一种浪费,最终会破坏经济的运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凯恩斯理论所认为的要低。 而且,有效地刺激中国经济变得愈发困难了。最近,资金外流的速度正在加快,而且, 随着政府开放资本市场,中国企业更加国际化,学会如何利用制度,这个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这再次反映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核心主题,即市场的力量正在颠覆国家所偏好的投资模式,使之无法生效。 就西方经济体而言,在主流经济学家当中,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比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要流行得多。按照传统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市场在配置资源上是非常有效的。可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却很难解释为何有这么多的投资者被欺骗,进行这么多不当的投资。不过,中国的投资数额如此巨大,且带有明显的人为补贴性质,因此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可能在中国更加适用。 乐观的观点认为,中国能够处理过剩的产能和过度建设的问题,政府还可以支持增长过快的信贷投资,而不必支持太久。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经济很快就能取得增长,从而自然而然地支撑起现在的资本结构。经济的低迷只是暂时现象,经济的基本面不会破裂。 悲观的观点则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政府尝试以更进一步的补贴支持投资的举措会极大地限制消费,扭曲资源分配,使中国经济陷入停滞。根据这种观点,以政治手段分配投资的力度将逐步加大,凌驾于市场力量之上。“重新平衡经济”,使之朝着国内消费的方向发展的提议将成为遥远的回忆。中国将更加难于开放资本市场,实现经济的自由化。考虑到中国已经开始面临来自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的竞争,而且人口出现老龄化趋势,中国不可能再回到之前的经济增长轨道上去了。 事情将会如何,尚无定论。但在我看来,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出现严重而持续的失调,就和奥地利学派理论预测的相近。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考虑:在世界历史上,一些国家的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极端高速增长,却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经济挫折,这样的先例有多少?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保持乐观,但同时也对中国的下一个经济周期充满忧虑。 无论如何,中国曾经多次震惊世界——它很可能会再次震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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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体制性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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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2005委员会会刊“海风窗”独家授权发表。阚凯力是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2005委员会成立于2005年,是中国归国留学生的高端组织。 问:我们知道您有在国内外最好大学的教育经历,首先想请您来谈一下您个人的教育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您个人的影响。 阚凯力:确实可以说,我一直都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不只是后来念了清华,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从小学开始,我念的是北京实验二小,中学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由于文革开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 我们那时候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确实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觉得这一点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学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学是为什么?为了考一个比较好的中学,上中学又是为什么?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或者是铁饭碗的工作。这种学习目标,本身就极端地害人,是把学习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课业负担也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乐趣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教育的核心就坏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导,学习本身就不会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每天学到了新东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时候,上课学的东西不解渴,自然而然还会到图书馆去,或者到网上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我们那时候,经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比如上生物课,在自己家里养几只蚕,或者观察院子里的蚂蚁;上物理课,学凸透镜的原理,就拿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把纸点着了;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要通过读书、辩论和独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结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经历。 后来我上了清华,当时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还没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因为成绩比较好,又加试了英语,结果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读了通信技术。 30多年过去了,斯坦福教给我的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电信技术的基础。后来我做电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术上谁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来,我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斯坦福大学给我留下了什么?课堂里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却融化到了血液里面。我在斯坦福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 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有资料显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创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都没毕业就出去创业了,把技术变成了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我当时由于是公派留学生,所以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国要干什么。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所以教育部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没有限制我们出去学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国才几百万部电话,有的地方一个单位都不见得有一部电话,更不要说个人家里有电话了。而在国外电话的那种普及程度,让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电信。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后来,我在电信领域转向了管理,又转向了电信政策和电信体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务于这种社会需求。说的大一点,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在学校里教书,所以比较了解现在的学生怎么想。现在的学生主要考虑的不是社会需求,而是哪个行业挣钱多或者是有铁饭碗。这是从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导致他们学东西特别死,知识面特别窄,根本没办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问:今天中国学生的共性问题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统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什么系统性问题? 我在2000年从电信研究院调到北京邮电大学,成为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上任之后,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在学校到底谁为谁服务?是老师为学生服务,还是学生为老师服务?以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普遍情况来看,不仅是学生为老师服务,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学生也还是在为老师打工! 教授搞到了项目,挣到钱就进自己腰包了,然后把任务分配出去,让学生给自己做项目。有的教授自己开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还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没拿到项目,也没办公司,那怎么办?让学生去公司兼职,把学生给“出租”了。公司一个月给教授四五千,而学生只拿到四五百,变成包身工了。 很明显,这些老师就是在赚学生的钱,难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称为“老板”。这些现象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学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个社会的腐败、学术的腐败和大学的腐败,简直是一塌糊涂、岂有此理! 不是说学生不能在学习之余工作赚钱,而是说学生赚了钱归教授,这在西方绝对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国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规定,每个教授带研究生,要给学校交钱。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学生帮教授赚钱了,所以教授从学生身上赚到的钱,要分一部分交给学校——这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带一个研究生一年要交几千块。 这种教育部的规定,不就是和珅规定的“养廉银”吗?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给朝廷一部分。这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当贪官污吏,连这个给朝廷的养廉银都交不起,实在是浑蛋逻辑。 1949年以前,我们的老清华、老北大,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师就是盼着学生成才,遇到特别贫困的学生,教授会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贴补学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现在却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或者说,学生在教授这里打工几年,给教授赚够了钱,才给你毕业,这就是一种官方合法的卖学历。 当然,还有很多非法的卖学历。全中国有多少“在职博士”?很多是国企老总、高管。私企老板要不要学历无所谓,但是体制内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学历。有几个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们又有几个人来上过课? 他们的博士怎么来的?无非是拿钱买的,而且是拿国家的钱买的。他们以国企或政府部门的名义,给教授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做不做得出来无所谓,这是辛苦费嘛!钱归教授,找点儿发票凑一凑就报销出来了。这样,教授就让其他的学生替这些人上课、考试、写论文,或者干脆“外包”出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产业链,就是论文代写。价格也不贵,几千块钱一份,还有信誉保证,不通过不收钱。美国一年才出三万多博士,中国现在一年就出五六万博士,世界第一。这不是活见鬼嘛?十个有九个是假的! 合法的腐败和灰色的腐败,做的全都是卖文凭的生意,这就是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硕士、博士教育就是这个样子。 问:那么您个人在学校里这么多年,有没有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阚凯力:难呀!大学是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也。” 我2000年到北邮经管院作院长,当时也是满腔雄心壮志。在我们院的成立大会上,我讲话的题目就是“为建立中国的斯坦福大学而奋斗”。我说,清华号称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北大号称是中国的哈佛,我们北邮要为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而奋斗。结果没过两个月,我就不敢再提这事儿了。 我当时做院长,开始还在院里讨论“到底是学生为老师服务,还是老师为学生服务”,后来也讨论不下去了。这就像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讨论官员是不是要公布个人财产。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结果。现行体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很难触动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体制结构了。 南方科大的校长朱清时说过,中国大学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体制不行,校长都是上面指派下来的。转业来个什么政工干部,没地方安置了,就在学校里面添个副校长,然后他就等着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国的《高教法》,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评论就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校长是负得了这个责,还是负不了这个责? 我同意朱清时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邓小平搞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说穿了就是一句话:“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会教书,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员、中央的官员来指挥。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沿着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条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现在我们的大学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学,那么政府就有出钱的义务。为什么?因为办大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无权干预学校内部从行政到学术的各种事务,连北洋军阀时代都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喊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赚钱的吗?教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标。西方的名牌大学,即使很多私立学校,也绝对没有给股东分红的事。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是聘请的社会名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最好地服务社会。 现在中国大学变成了一个赚钱的系统,学校领导都是官,分什么副部级的、局级的。这样下来,中国的大学就是两个字的目标:一个是权、一个是钱。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里培养不出大师?”靠这样的大学培养什么大师,简直是扯淡。我们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养猪卖钱,完全失去了大学的精神。 问: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学生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在现行体制下,你会给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什么建议呢? 阚凯力:这个建议还真不太好说,恐怕还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张,在国内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先在中国工作几年,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国去读研究生。这样可以带着中国的问题到国外去学习,学完回来能够有用武之地。当时,对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这时候,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基础知识已经接触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费青春。 更大的问题是,在我国,现在已经很难培养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毕业生,她的孩子三四岁了,送去全托的幼儿园。这还是一家比较好的幼儿园,花了他们不少钱,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这个孩子都是哭着闹着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儿园的门口抱着妈妈的腿,哭闹着不肯进去。这时,幼儿园阿姨出来了。孩子一看老师出来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把眼泪擦干,对阿姨说:“老师,我来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 我还有一个早年的“海归”朋友,在国内办了十几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终于还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中国。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答复是:为了孩子。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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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计理想高考分数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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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网 作者: 刘瑜 来, 给你出一道题。 假设你来自于火星, 突然被扔到中国, 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 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藏这样的边疆地区。 不幸的是, 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 就是去上中学, 然后高考。 当然了, 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 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 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 分数线又低嘛。 问题是, 你被扔到这3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 各三分之一。 这个时候, 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 你会怎么设计? 无知之幕这个假设的情形, 不是我的发明, 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 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 叫 《正义论》。 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 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 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 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 他有一个术语, 叫 “无知之幕”, 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 一个站在 “无知之幕”后面的人, 既可能是比尔·盖茨, 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 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 万一 “无知之幕”一拉开, 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 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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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躁成真理,沉默遭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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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向和外向的探讨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史以来,诗人和哲人一直在思考内向与外向。这两种性格类型都出现在了《圣经》和古希腊、罗马医学家的著作中。一些进化心理学家说,这两个概念的历史要比这早得多:动物界也分内向的与外向的。凯恩说:“跟其他互相补充的成对范畴如男与女、东方与西方、自由与保守一样,没有这两种性格类型人性就会变得面目模糊甚至绝迹。比如罗莎·帕克斯和马丁·路德·金的互补:一个气势逼人的演说家在一辆实行种族隔离的公交车上拒绝让座,其效果不如一位更喜欢保持沉默的羞怯的女士那样做。如果帕克斯站起来说她有一个梦想,她就不会让车上的人感到震撼。但有了金博士的帮助,她不需要那样做。” 凯恩认为,现在社会过于推崇外向性格,无论是教育还是公司布局都是外向导向的,这给内向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不利于他们潜能的发挥。现在人们经常说,想有所成就必须大胆,想快乐必须合群。但有1/3至1/2的美国人性格内向(鉴于美国是最外向的国家,其他国家内向者的比例应该更高)。如果你不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那你的孩子、手下、配偶或者朋友肯定有性格内向的。很多人被迫假装自己性格外向。操场里、高中的更衣室里、公司走道里有很多没被认出的尚未“出柜”的内向者。 1921年,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出版了《心理类型》一书,内向和外向变得流行起来。荣格说,内向者会受到内心的思考与感受的世界的吸引,外向者会受人与活动等外在生活的吸引。内向者专注于他们理解的周围事物的意义,外向者扎入事件本身。内向者通过独处充电,外向者在社交不足时需要充电。如今有的学者认为荣格的思想已经过时了,有人认为只有荣格是对的。但心理学家一般都会赞同:内向者和外向者需要不同程度的外在刺激。内向者觉得刺激少正好,如当他们跟好友品酒、做填字游戏或读书的时候。外向者更喜欢结识陌生人、从陡坡上滑雪而下、音响放得震天响。内向者在假期更喜欢安静地读书而非在游艇上开派对,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跟一百册书或一百粒沙子相比,一百个人太刺激了。 外向的人更喜欢行动而非思考,喜欢冒险而非小心谨慎。他在团队中工作时做得更出色,他喜欢交友。现在内向与它的表亲敏感、严肃和害羞是二等性格。但一些伟大的思想、艺术和发明,从进化论到凡高的《向日葵》和个人电脑,都出自内向的人之手。没有内向的人,世界上就不会有万有引力理论、相对论,不会有叶芝的“二次圣临”、肖邦的小夜曲、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不会有彼得·潘、查理·布朗、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辛德勒的名单》、《E.T.》、谷歌、“哈利·波特”系列。无视刺激而非接受刺激的性情造就了许多智力和艺术成就。不管是质能方程还是《失乐园》,都不是派对动物们一挥而就的。即使在不那么明显的内向的职业如金融、政治和社会运动中,一些最伟大的突破也是内向者做出的。戈尔、巴菲特、甘地都是借助他们的内向而非克服他们的内向做出他们的成就的。 凯恩指出,内向不等于害羞。内向的人只是更喜欢安静,更喜欢刺激更少的环境。害羞是害怕别人的非难或羞辱。内向、外向、害羞、不害羞有四种排列组合:安静的外向者、焦急的外向者、安静的内向者和焦急的内向者。所以有人是害羞的外向者,如芭芭拉·史翠珊,想跟很多人在一起,但又担心众人的品头论足,还有不害羞的内向者,如比尔·盖茨,喜欢独处但并不在意别人的意见。在《荒原》中说他“可以在一把尘土中展示恐惧”的T.S.艾略特则是既害羞又内向。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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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装bility指南,火速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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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装逼却发现旁边没有人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把你要装逼的内容暂时存储起来,等到有人的时候拿出来再装,这就是“云装逼”的概念。 一、装B之读书 世界上总是有那么群爱装B的人,所以才有这篇不完全装B手册,为什么不完全呢?因为装的艺术是要表现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而我在此仅探讨几个关于读书的装B问题。 唐代非著名诗人章碣曾很感慨地说“刘项原来不读书”,如果能做到刘邦、项羽这么牛B的人,是不需要靠读书来装的,但一个社会同时只能容纳一个这种牛人,不可能实现大家共同装B的愿望,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所以这里不推荐。 大人们总是教育小孩子,通过读书来装B,闷头读个20年的书,然后再出来装 可这样有意思吗? 我觉得没意思,20年读出来,你就已经牛B了,还有啥装的乐趣? 废话不说,入正题-------------------- 第一, 古典文学是必须的,它可以装出一个人的深度,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卜伽丘的《十日谈》或是某某的《某某某》随便弄几本来撑书架。装B的最高境界,只需要买几册简装本,而且还不能买什么《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种连扫地大妈都知道的,专拣那些别人连听都没听过的买,这就是品味。 试想,某天,一个小B跑你家来,看到书架上有几本莎士比亚,正想装一把牛B的文学青年,可拿下来一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傻了眼,然后假装翻了几页,看到你不经意间夹在里面的书签,一张上世纪某天的歌剧门票,还不把他震撼得一败涂地?就这么几下,啥也不用说,你就已经和普通的小B拉开了好几个层次。 另外,这种书上一定要积一点小灰,这是历史的厚度,至少说明这本书不是刚买来冲样子的,但也不宜太厚。关于书的新旧也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全新的肯定不行,那是暴发户的书架,但也不能太旧,这毕竟是文学类书籍,不是工具书,所以弄的破稀破烂的只能说明你读书的时候不爱惜,最佳的装B方法是保持书的新度,然后再不经意间(注意,一定要“不经意间”地去做)在某页折个角,在某行划几道线,如果你的字太烂,笔记就别写了。 OK,现在你古典文学的造诣,已经达到了名牌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的水平,对于文学青年这种肤浅的称号,你可以永远的说拜拜了。 第二, 专业书籍。一个牛B的人除了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外,掌握几门专业技能也是必须的(文学不能当饭吃),所以弄几本看起来很professional的书当道具也是不可少的。首先,和那些xx入门、xxDIY、xx初级指南一类的书一定要划清界限。要时刻提醒自己,你现在是一个很牛B的专业人士人了,你要看的是那种非专业人士一看书名就晕,普通专业人士一翻内容就吐的书。 最后在强调一次,一定要professional 第三, 流行书籍。一个牛B的人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脱离了人民群众你TM装给谁看啊),所以一定要和社会流行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孔子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和这个道理一样,距离要保持一个度。比如现在论语很火,你可以在床头放一本原版论语,体现你也是一个很潮流的牛人,但切不能放个白话文或是于丹的杂文;易中天很火,你也不能买他的新书,太俗,要买也得买他出名前的,比如《读城记》,这就是保持的一个度。 第四,说一说 书籍的放置问题。严肃的古典文学一定要规规矩矩地放在书架或书桌上,切不可随手扔在沙发上,除非你想装成一个叛逆派牛人。而沙发上可以随便扔一些杂志,体现出你日常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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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优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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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也不停地在寻找答案。从鸦片战争开始,中西的碰撞,西方就是要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但是,中国人对此,却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全盘西化,西方的拉扯,产生了直接的效力。但是,20世纪,作为牵引者的西方,自己发生了分裂。在现代化的问题上,似乎出现了好些岔路。德国道路,日本道路,以及后来苏俄道路,都是足以诱惑中国人的终南捷径。作为选项,日本的军国民主义,苏俄的社会主义,甚至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曾经被国人考虑过。其中前两项还进行过大规模的试验,苏俄的社会主义,到1956年中共才松口要做局部的修订,直到改革开放全面推行,才算勉强放弃。   改革开放30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认为中国是要去美国。中国人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却一直在比照着纽约建设现代化,害的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无论哪个中国城市,看上去都像纽约。像纽约的中国,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却让世界放心。89年的事,让世界吓了一跳,好在时间不长,中国似乎加快了迈向纽约的步伐。在江时代,又传出革命党要转型建设党,资本家可以入党了,西方就更放心了。可惜,好景不长,到了胡时代,中国头绪纷纭,毛的阴影重现。GDP疯狂增长,军事力量抬头,伴随红旗猎猎,红歌阵阵,西方开始迷惑了:这个神秘的中国,到底要去哪儿? 中国要向哪儿去呢?其实现任的总书记不知道,宣称要“五不搞”的委员长也不知道,有人说,他们要去朝鲜,但他们其实只是想维持现状。但是现状却一团糟,弱势群体不满意,中产阶层不满意,连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满意。具体地说,老板不满意,职工不满意,国企干部不满意,员工不满意,官员不满意,知识分子不满意,城镇居民不满意,只有留在农村种地的老弱农民有点满意,出来打工的都不满意。 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说起来,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见得高楼在起,马路在修,铁路在延伸,而且还有了高铁,天上飞的飞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有钱人越来越多,自己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无论旅游还是留学也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农药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种损害人们健康的食品添加剂,变着花样被发明出来。原来便宜的出行方式在萎缩,出行需要花更多的钱,开车出行,公路收费有增无减,坐飞机则总是碰上航空管制。房地产成了经济发展的龙头,地方政府卖地获利匪浅,但强拆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拼死抗议。高昂的房价,使得炒房成为中国获利最多的事业,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为子女买房的父母最后一滴血。社保没有做完,医保还遥遥无期,医患矛盾,经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学十年扩张了不止十倍,城市里学校的硬件改善了很多,但学校教学的内容没有多少改革,依旧是政治导向的标准答案式的模式,很可怕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却把整个社会拖入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状态,学生和家长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矛盾日益尖锐。在人们眼里,一些老师和学校已经成了收保护费的匪帮。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于城乡二元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制度改革停滞,根本无法解决目前非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白领人口,规模相当庞大,加上非本地户籍的蓝领工人,以及外地摊贩和其他人员,正是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够正常运转。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一度过的不错的城市中产,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不管金融危机,不管企业倒闭,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大力度的税收加上税收过程中传统的跑冒滴漏,使得民众和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奇高。与此同时,政府的三公开支,党活动经费(各地党校都获得大笔资金,大兴土木),维稳经费都在直线上升。政府和国企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国进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过去退出的竞争领域。民营资本从石油业彻底驱逐,煤炭业也正在退出,电业和通讯以及传媒,原本就没让进去。总之,现在的中国,官家拥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城乡,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原本中国高能耗,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就有隐患,而在金融海啸到来,政府盲目投入大笔资金,拉高GDP,使得通货膨胀高企,极大地抬升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未来的危机,很可能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重叠到来。 造成这一切,根本问题是胡时代这十年,改革是停滞的。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必须跟上,否则机件就会卡壳。但现在解决的办法是靠拼命地浇油,人为拉高增速来应付。结果十年下来,中国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垄断国企的改革问题,市场的完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户籍问题,官民结构的问题,司法改革的问题,党政关系的问题,行政机构的改革问题,进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实行民主化的问题。江时代,这样的问题已经凸显,胡时代就应该面对的。但十年过去,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顶多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有些地方,还大幅度倒退。意识形态的重建,从三个代表,退为空洞无物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者完全丧失了话题设置能力,长时间失语,无论什么话题,只能用“不许说”三字经来应付,一丝道理都不讲。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论上从法比党大,退为三个至上(法律、党、人民利益并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过程,律师的生存空间大幅度萎缩。连嚷嚷多年的党内民主都遥遥无期,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于教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让教育变成行政化的垄断的国家产业,使教育和学术彻底败坏,沦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虽然在胡时代,毛左的势力迅速膨胀,气焰嚣张,但当政者并没有这个本事,让车轮倒转,拉中国回到毛时代去。但是前进却也非他们的本愿,于是,整个的调子和步骤,就是维持。所有的措施,都是临时性的,招法,都是技术性的修修补补。官话,套话,敷衍话流行,凡有举措,不是作秀就是应付。因此,他们不肯进一步推行市场化改革,生怕作为党产的垄断国企吃了亏。他们不敢让教育回归本源,因此教育只能沿着党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进司法改革,理清党和法的关系,司法就从党的领导,变成党的书记的领导,进而变成书记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废了。司法不起作用,正常的市场秩序就无从建立,而市场的行政干预,也就是党的干预就无所不在。司法不起作用,民间的正常调解就无从实现,上访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党政领导。造成一个世界上唯一有信访体系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最大任务,居然是层层截访。司法作废再加上媒体的管制,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众有冤无处诉的国家。偌大的国家,到处都是诉冤的人,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媒体,一个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状信,网络的论坛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会戾气越来越重,爆炸,凶杀,虐杀,砍杀幼童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稍有名气的公共知识分子,每日都被告状诉冤的人包围。当然,每个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时刻准备着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身心俱疲。不仅维稳经费企高不下,据说已经超过了军费,维稳的人,也已经疲惫不堪,维稳的成本,事实上已经接近无法承受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左派还是右派,都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变的话,可能要出大事。但怎么变,向什么方向变,却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张回到毛时代,新左热衷国家资本主义,自由派主张依旧去美国。伴随儒学的复兴,有人附和当局以儒教济中共意识形态之穷的尝试,一边鼓吹儒教,一边贩私挣钱。但也有人主张真的重建儒教,以教治国。一时间,儒教宪政主义,道家宪政主义,都粉墨登场。基督教也在压制下悄然扩张,有人认为,今后的中国,很可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自然,基督救世的主张,也在弥散。更多的人们,是感到失望甚至绝望。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从企业家到学者再到演员甚至官员,选择了用脚投票。移民潮一浪高过一浪,精英出逃,已经成为这个看起来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民间思想的活跃,精英的出逃,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实动荡的刺激。这样的现实,当局当然不会不清楚。但是,目前执掌最高权力的几个人,并不想有所作为,似乎也无力作为。中共的统治,自毛以后一直沿着权威递减的路径行进,江泽民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已然不复存在。严重缺乏权威的领导人,驾驭各方势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权力碎片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中共体系无论条还是块,都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在各方竞争和博弈面前,最高领导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摊和维持。这样的一种“软弱涣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党内的竞争和内斗。原本,极权状态下的团结,就是权威高压的产物,一旦权威不存在了,头些年还心有余悸,到了后来,涣散的速度会很快。为了博出位,不按规矩出牌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党内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跃。既有主张党内民主的,又有主张宪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当然,主张回到毛时代的议论也甚嚣尘上。各派之争,既是争权位,也是在找出路。虽然说,中共早已进入了非意识形态的时代,多数人对所主张的主义,未必有信仰,但把主义作为工具,人们还是有某种的执着。 显然,对于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种既能维持中共传统,又能稳住局面,同时又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是最合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很时髦的重庆模式,按道理应该很对当局的脾胃。虽然重庆模式的主导者未必是毛时代的信仰者,煞费苦心弄出这样一个所谓模式,无非是为了在日后权位竞争中占个好位置。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打黑话语下的警察统治,严格的媒体管控加行政内部高压,红色意识形态的皮毛加上一点民粹主义,整齐划一的城市管理加上民生建设,经济上则市场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威权统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经济上这种模式可以维持下去,民众可以适应这种圈养的生活,就可以实现在不做体制大幅度调整条件下的中共的江山永固。不用说,这样的一幅图景,对体系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莫大的诱惑力的。 但是,这样的模式,走到极致,就是纳粹主义,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获得短时间的成功,因为他们拥有一批狂热的信徒,而且可以借此俘获多数德国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当日的意识形态魅力,以及操纵民众的能力,庞大的组织网络虽然还在,但组织中人已经没有了信仰。宣称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对自己这一套也没有了起码的虔诚。改革三十年,中共已经亲手缔造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任何一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义,哪怕是邪恶的理想主义,都没有生存的余地。也就是说,这样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压力,他们自己就玩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改革30多年,原来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子,见识了国际化的市场,饱尝了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好处,聚敛了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原来的特权,在市场面前,已经沦为土财主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是权贵集团和他们的家族。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不可能不开放,尤其是不能不对美国开放。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像今天这样,对美国有如此强烈的依赖。表面上对美国的敌视,无非是安抚国内爱党愤青的一种表演,一种基于美国人权攻击的一种不得已的反应。他们当然不乐意中国实行美国的制度,但却死也不会放弃跟美国走的好处。在保持开放的前提下,统治者就不能不顾及世界的反应,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反应。 当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经进入第四波,连一向保守的伊斯兰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独裁专制的空间,越来越小,世界当然更不可能允许中国滑向极权主义。反过来,今日的中国,已经不能离开世界而独存。回到昔日的孤立封闭的环境,权贵家族首先就不会肯,当然,民众也不肯,城市的中产更不肯。事实上,如果重庆模式算是一种未来的选择的话,一个政权没有与世界为敌的决心,是无法按下选择的按钮的。 重庆模式此路不通,但变化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继续维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历朝历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府的崩溃,都不是敌手力量超过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骚乱,人心的普遍不稳,动摇了统治机器的信心。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中国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连所谓异议分子都不成气候。但是,并不意味着统治就不会崩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的崩溃,是一种玉石俱焚的乱局。虽然说当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对者,都不乐意见到这样的乱局,但时事的发展,却并不一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胡时代已经行将结束,未来的接班人,不管他们乐意与否,都得面对一个乱摊子,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如果说,百年前满清统治者改革的压力,还主要来自外部,而现在统治者的压力,则主要来自内部。不仅来自民众的不满需要应付,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压力,同样是难解之局。在权威尚在的时代,权力的分配与交接,老权威一句话就可以一锤定音。但是,现在权威的失落,已历两代,谁上谁下,靠内部协商,越来越困难。改革30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格局已经大体形成,党内有派,不再是一个秘密。越往后走,权力分配就越难协调。如果最高端的权贵大体能达成一致,权力核心圈也势必要扩大,不再是十几个人之间的协商。这样的话,未来的中共统治,将是寡头权贵式的,用中共的话语讲,就是扩大了的集体领导。这样的可能性,至少从表面上看,出现的概率非常高。 不过,如果仅仅把最高决策权力扩展到几十个权贵家族,想要借此稳定政局,还是有很大的难度。首先,中国自实行科举制一来,权贵世袭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不得人心。也可以说,世袭政治,不是中国近一千多年的传统。在中国搞世袭政治,首先面临文化上的反弹。文化上的反制力量,会极大地压缩统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础。其次,这样的权贵集团统治,前提是这个集团内部的团结。虽然说,从理论上讲,他们的团结是权贵寡头共同利益所在,但是,权贵就是权贵,遑论他们的父辈就在政治斗争中斗得你死我活,就是现在,何尝不是互相厮杀,尔虞我诈。在历史上,从来统治集团的团结,都对他们整体有利,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团结过,现在也很难例外。团结难以维持,平衡就会打破。凡是在竞争中自感失败的人,很难说不会打破规矩和默契,从集团外围争取奥援,从而反败为胜。所以,决策圈继续扩大,由权贵寡头转为权贵民主,也不是没有可能。而现在一直在喊的党内民主,则给这种权贵民主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平台。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能从常委的集体领导,变成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再变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到了这个地步,党内的选举是不可避免了。权位如果不能通过权威来认证,那就只能通过协商认证,协商不成,就只能通过程序认证了。而选举这种程序,走遍天下,人们都会认可的。 只是,这样的有限制的党内选举,仅仅是一种扩大了的权贵政治,似乎也并不必然会顺理成章地转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从中共党内落到地上,关键要看社会力量所施加的压力,还要看这样的党内民主,社会治理的效力。具体地说,要看几项重大而且关系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见起色。第一,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运作。第二,医疗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教育改革能否启动而且初见成效。第四,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进,让司法起死回生,起到应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经验,在官僚体制锈蚀而且腐败的情况下,单靠单一的行政杠杆,是根本无法进行哪怕很轻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变质,变成官员敛财的工具,唯一的办法是实现开放式的改革,把社会力量引进来。这样的话,势必要开放报禁,推行地方自治,打开大门,让中产阶级进来,参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员的腐败,改善执政党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及社会力量的成长评价不高。但是,最近几年,情况似乎有了变化。网络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他社交网络工具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社会力量成长的窠臼。社会暗潮涌动,各种势力抬头。不仅学院知识分子,律师,艺术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职业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跃,原来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娱乐界人士也纷纷加入对时政的批评。各种身兼房奴、车奴和孩奴的白领,比起从前,有了更多的议政积极性。从前娱乐至死的网络,忽然之间就变了模样。依托微博,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反抗,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战执政者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冲上去质问当权者,敢于冲破各种禁忌。各地对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不仅没有让人们退缩,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竞选。手机上网的普及,人人手里都有了摄像机,公民记者,由于微博的存在,开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热议的话题,很快就会成为平面媒体关注的对象。原来的舆论管制,开始失效。温州动车事件,一向听话的媒体公然抗命,总理主持的记者招待会,现场记者居然会大声抗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它们的官员,感觉到了莫名的压力。由于网络或者微博化生存,已经是几亿人的一种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难用关网或者封掉的方式处理之。一直嚷嚷加强管制,却也没找到合适的方式。通过微博这个后门,中国的社会力量似乎已经出现了,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让人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以至于今后中共的改革,自己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基于以上判断,我对今后中国的变化,保持审慎的乐观。不可否认,这样的变化,具有很大的风险。多年的革命教育,培养了太多的社会戾气,太多非理性的思维和情绪,暴民之多,比起其他国家,也算是一种特色。中共党内,顽固的保守势力还有相当力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依然支配着相当多的老干部。党内捞一把就撤到国外的人们,并不希望中国变好,反而力图尽力把水搅浑。当然,更大的变革阻力,恐怕跟历史有关。毕竟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一旦开放报禁,他们会担心舆论的开放,最终会揪历史旧账,而彻底瓦解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现在统治集团的崩解。这样的担忧,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如果如果因为这种担心就死拖着不改,像张木生说的那样,等于是拿着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恐怕结果更糟,下场更惨。反之,如果及时补救,用现在果断的改革为中共挣分,未来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国民党那样暂时下野,也有可能重新执政。有了选票的支撑,执政就名正言顺了。 像国民党那样转型,无疑是中共最乐观的前景。通向这前景的变数非常多,风险也极大。这个风险,不仅是中共的,更是这个国家的。其间,寡头政治,扩大的寡头政治,党内民主,都是一种可能的选项。只是这样的选项,都是事实上的不稳态,必须得继续变下去。只要中共没有被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绑架,变化的概率在我看还是比不变的概率大。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变化开始,向什么方向走,很多时候并不以当局的意志为转移,到底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 有人总结了清末的历史教训,说统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选择,是宁可等死,不能找死。其实,清末改革过程,一直都有革命,革命党人的造反是一个恒量。但革命有了机会,不是因为改革,而是因为改革走上了歧途,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大肆收揽权力,排斥汉人,结果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地方士绅,才给了革命成功的机会。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倒退。当年的革命党,最担心的是政府改革,而非不改革,不改革的清政府,被推翻的机会,要比革命大得多。历史告诉我们,作为统治者,等死的下场是最惨的。很多王朝的所谓中兴,其实就是改革换来的,不改的话,早就提前灭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传统威权的统治者,最明智的要数国民党,只有它,实现了从威权向现代政党的转型。使一个百年老党,走向了新生。吸取历史的教训,前提是历史必须是接近真实的,如果总是拿自己当政治课给人灌输的历史来当真事,只能自己蒙自己。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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